众所周知，明廷内政之乱始于党争之祸，以势力权臣为首的各党派拉帮结伙，形成利益集团，严重阻塞明朝权力枢纽的通畅，将皇权至上的王臣关系打翻，致使王令不能使于兵、前线之军情不能速达，这是明朝最终溃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种党派相争的局面竟然延续到了清朝，差点将满清闹了个底朝天。起因竟是因为顺治帝的一项安抚优待汉臣的政策。
顺治初年，江山刚定，满清的八旗铁骑虽然勇猛，但是南方南明小朝廷和各处农民起义军尚存不小的实力，如果稍不小心就会被联合反水。而且清朝不间断地接收了一批前明降臣，为了彰显大度、赢得民心，顺治帝决定重用汉臣。
清朝几乎将明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照搬过去了，更推陈出新开创了满汉复职制，就是同一个职位，由满、汉两个官员任职，由于基层工作满人不愿意干，都给了汉人，所以清廷一度出现了汉臣人数超过满臣的现象。
多尔衮作为辅政大臣，实际控制着主要的权力股份，但在孝庄的温柔劝谏下，顺治的一些软反抗对策多尔衮也是不怎么管的。与多尔衮关系要好的冯铨属于“北党”代表，顺治为了削弱多尔衮势力，不能直接动他，所以就间接采取打压冯铨的方式以求安稳。
有北党，当然有南党，南党是以陈名夏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他通过江南仕子在科举中的卓越表现不断将他们送入朝中，以壮大南党，加上顺治对北党的打压，势力天平正在向南党倾斜。
陈名夏既已取得初步胜利，开始狂妄自大，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敢和满臣公然叫板，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任珍案”。任珍是明朝降清武将，因犯下错误理应处死，满族官员列出详细罪状，准备发布。
但此时陈名夏坐不住了，因为满臣开列的罪状不仅仅针对任珍，而暗藏玄机，在言语中透露着对汉族官员的不满和指责，以小讽大，意在变相控诉汉臣的骄纵，借机给陈名夏等人来个下马威。陈名夏正当春风得意，岂能任由他说？
一场关乎满汉群臣命运的争吵开始了，其实这件事并不大，只是对罪名认定理由的争论而已，但顺治作为满人皇帝，只能在两族中选择庇护满臣。同时顺治也为了权衡满汉权臣关系，不得不以损兵折将为代价来为满清继续平稳执政保驾护航。陈名夏尽管党派再多，最大的还是皇上，顺治以“巧生事、溺党类”之名将其革职查办。
陈名夏罪不至死，但想置他于死地的人却不少，一些看不惯其平时骄横无理的议政大臣和北党余众此时冒了出来，数列陈名夏十二大罪状，严词要求顺治将其处死，顺治迫于无奈只得将其午门斩首。
顺治重用汉臣的用意就在于平衡满清贵族，但以陈名夏为首的汉臣的野心却膨胀到了顺治帝的计划之外，所以在国家姓氏面前，顺治只能追溯本源严打汉人，但这又破坏了他权衡满汉的初衷，让满洲贵族重新拿回重权，所以这场南北党争虽然看似是汉臣在满清的权力中枢中败退下来，但实际上真正的受损者是顺治，他失去的很难再收回来了。
参考书目：《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