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合法的人口买卖与非法的人口贩卖长期存在，由于后者危害巨大，成为历代王朝严厉打击的对象。到了清朝，非法的人口贩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
清朝的人口贩卖往往伴随着暴力，甚至堪称残暴。1680年，山东一起人口拐卖案中，巴天容、巴世忠等人假借雇佣种田之名，将十二名逃荒的难民连哄带骗地带到京师，强迫其订立契约，卖给人口贩子陈三。被贩卖者在转手的过程中，稍一出声，就会遭受毒打。
1740年，罪犯俞九龄、陈大、富子交等人拐卖幼童，有的转卖出，有的杀掉食肉，并且把骨头炮制成药丸出售，以此获利。
在人口贩卖中，比较常用的手段就是迷药。乾隆年间，京城女子王刘氏曾用迷药拐带幼女十六名之多，官府几经寻访才将她拿获。同治年间，“京师地方，竟有施用邪术，迷拐幼小子女，展转售卖，为害闾阎”。
由于人口贩卖利润丰厚，某些官员也参与其中，出现官、贩相互勾结的情况。嘉庆初年，四川省有一股被称为“土豹”的匪徒劫掠妇女，用棉塞口，装入袋中，从江上运往湖北贩卖。所经关卡，胥吏得钱放行，路人看到了也不敢过问，州县官员佯装不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光绪年间，参将刁士枢、候补道颜培鼐向贵州贩卖人口的匪徒索取银两，发给护票，为其保驾护航。更有局绅道员冷超儒、同知杨训章“同恶相济，以致拐案叠出”。
在被拐卖的人口中，主要以妇女、幼童为主，他们的命运也各有不同。有的沦为奴婢、苦工；有的成为单身汉的妻子，做了传宗接代的工具；最悲惨的，往往被卖入下等的妓院，所接客人大多是些店员、吏役、打工者以及游手闲荡之人。
据《清碑类钞》记载：“金陵匪徒每于四方贩卖幼女，选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饰其衣履，延师教之，凡书画、管弦之类，无一不能。及瓜，则以重价售之巨室以为妾，或竟入妓院，曰养瘦马。故遇有贫家好女子，则百计诱之，辄有受其诳而悔莫及者。”可见，在人口贩卖中，女性往往受害最深。
到了清末，随着开口通商，洋商往来，被贩卖的人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去向——被卖到国外充当苦工。同治年间，天津、福建、广东各通商口岸人口贩子与船上的水手相互勾结，时有迷拐幼童事件。对此，清廷“照会各国领事官，严禁洋船水手人等，不准在津买人”，但仍然是屡禁不止。
为了遏制非法贩卖人口的势头，《大清律例》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被诱之人不坐”。如果用药饼、邪术迷拐孩，首犯被判绞立决，从犯流放四千里之地充军。对于女人口贩子，拿其丈夫治罪；若丈夫不知情或没有丈夫，则以本人治罪。
虽然清朝惩治人贩子的法律相当完备，但人口贩卖还是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被贩卖的人口经过多次转手，导致证据不全，地方官无法及时破获；另一方面，人口买卖市场的巨大利润，也导致了一些不法之徒甘冒风险。
参考资料：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吴炽昌《寒窗闲话》，姚家儒、郭丽萍《中国古代拐卖人口犯罪及治理对策》，韩树伟《论清代的略人略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