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冠三。”刘冠三是在国内较早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山东革命党人之一。武昌起义前，在山东和北方各省反清斗争的宣传组织方面，刘冠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独立斗争中，他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方向，直接领导了山东胶济铁路沿线诸县的起义。在后来的反袁斗争和其他民主斗争中，刘冠三不屈不挠，坚持革命立场，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志士。总之，刘冠三是辛亥革命先驱、山东同盟会的杰出领导人，更是无畏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一、从“小秀才”到“大学生”
刘冠三，名恩锡，字冠三，以字行，1872年2月16日生于今高密市醴泉街道康家庄。
刘冠三祖辈贫穷，是仅有几亩涝洼薄地的自耕农，还靠人工磨面、开小饭店糊口。刘冠三幼年时，就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深知农民的疾苦。
刘冠三先生像
刘冠三天性聪敏，勤奋好学。自六七岁时，他就开始一面帮助家人干些零杂活，一面进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他上进心很强，学业进步很快。13岁时，刘冠三应童子试，成绩很好，被乡亲们称为“小秀才”。长辈们为此都很喜欢刘冠三，认为他长大后必成大器。因此，家人对刘冠三寄予了厚望，父亲就把他送到县城的著名古文大师李泰运那里求学，希望他靠读书成名，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刘冠三熟读了儒家经典和若干诗文，学业有了更大的长进，终于成为李泰运的得意门生。
1897年，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第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矿的特权，给山东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1899年，德国人修路抵达高密，工程破坏了原来的排涝体系，危及当地群众的生存。孙文、李金榜等农民领袖，领导108个村数万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筑路斗争。刘冠三虽然身在学堂读书，但这一事件却使他无法安居书斋。于是，刘冠三参加了孙文领导的抗德队伍，积极参与抗德斗争。
但是，刘冠三认识到，修筑铁路对发展经济有利，占地阻水等事情应该与政府交涉，争取政府多给些补偿，让德国人多修些桥涵排水，单凭盲目地与政府和洋人蛮干对抗，不但无济于事，还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更严重的后果。他不顾伯父等人的阻挠，毅然出任调停的角色，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奔走呼号二十昼夜”。包括孙文等抗德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不明白事实真相和道理，认为刘冠三是一个帮助官府说话、里通洋人的“二鬼子”。孙文在一怒之下，还把刘冠三赶出了抗德队伍，刘冠三只好到济南投靠亲友。事件结束后，刘冠三回家探亲，自觉捐弃前嫌，与父老促膝谈心，亲密无间。乡亲们都称赞他胸怀大志，不计个人恩怨，并非常钦佩他的才干。作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由此在高密全县出名，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学生”。
二、从教育救国到密谋革命
1902年山东开始创设新式学堂时，刘冠三积极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学堂长期班学习。同时，刘冠三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为反抗腐败的学校当局，他努力联络同学，开展过罢课斗争。
1905年秋天，在《同盟会宣言》与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的影响下，刘冠三联合泰安籍的同学丁耕农集资，在济南趵突泉东边的白雪楼创办了山东第一家通俗文体的《山东白话报》馆，主要内容是宣传新文化，并抨击清政府对内愚弄欺压人民，对外丧权辱国的腐败政治，是山东第一份宣传新思想的报纸，并开山东宣传革命之先河。《山东白话报》因宣传革命而被清政府查禁，刘冠三也因此被学校开除学籍。由刘冠三被开除引发了学潮，学生们举行罢课斗争，向政府请愿，在街头演讲，迫使当局恢复了刘冠三的学籍。刘冠三还在济南创办了一所盲哑学堂，这是山东进行盲哑教育的开端。
当年冬天，刘冠三还利用清政府提倡私人办学的机会，在济南趵突泉创办了山东公立中学堂，由刘冠三任总督（校长），刘东侯任监督，丁鸿芹、酆文翰及后来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徐镜心、齐芾南、左雨霖、周树标等都先后到校任教讲学。随后，由于学生不断增多，刘冠三于1906年春天将校址迁至城北杨家庄，更名为山左公学，刘冠三任公学监督。此时学生多达四五百人，都是一些追求新思想的进步青年。由此引起了中国同盟会的重视，1906年6月，刘冠三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山左公学为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学校寓革命宣传于各科教育之中，寓军事训练于体育活动之中。刘冠三还经常与学生谈心，讲解人生道理，启发学生觉悟，培养革命人才。不仅半数以上的师生加入了同盟会，使学校成为革命的摇篮；同时，前来求学的人不断增多，学校的影响日益扩大。
山左公学实际上是同盟会员的活动机关，也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特别是1907年夏天，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前往东北开展活动，将省内的工作交给刘冠三主持，山左公学已经成为全省同盟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1907年12月，山左公学被山东提学使方燕年查禁，清廷还下令通缉刘冠三。山左公学被查禁后，学生大部分回到原籍，把刘冠三等人宣扬的反清革命和提倡的民主精神散布各地。刘冠三培养起来的部分学生骨干，如刘溥霖、邵麟勋等人，后来成为震旦公学的骨干力量。
离开山左公学后，前往青岛，同陈干携手为创办学校共同努力。刘冠三主动承担了筹集建校资金的重任，他一方面组织邵麟勋等革命青年依靠盐民，武力夺取沿海税局的公款，打劫贪婪的盐商、烟贩等豪富之家，“夺之不伤廉洁，用之不悖情理”，另一方面向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募捐。在震旦公学经费困难的时候，刘冠三曾经以自己的全部家产作抵押，向别人借款150两银子用作办学经费。
1908年1月，震旦公学在青岛胶州路上一处租赁的房子中成立开学，成为山东同盟会的革命机关。“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佛教经籍中也这样称呼中国，革命党人取之为校名，其“振兴中华”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震旦公学成立之初，得到了各地同盟会员的支持。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商震、陶成章等欣然应邀赴青岛参与办校。章太炎在日本闻讯后，高兴地认为“青岛大有可为”，并建议震旦公学“请张继至青岛讲社会主义”。
震旦公学由刘冠三、陈干率先垂范，教职员工一律没有工资。他们把资金都用于购买军械炸药，暗藏于学校及校外一些可靠地方，以备将来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全体师生同吃、同住、同操练，没有一个人搞特殊。在文化学习和军事技能学习中，大家不分师生，都以能力高者为老师。大家互相关照，团结和睦，严守纪律，忠于职守，是一所完全新型的革命学校。
清廷闻讯极为惊恐，与德国驻青岛总督交涉，要求取缔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震旦公学被查封后，革命党人有的到青岛的工厂做工暂时隐蔽，有的分赴各地继续宣传革命。虽然学校被查封，但革命思想已经广泛传播，逐渐深入人心，师生星散各地，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在山东乃至全国的革命工作中，原震旦公学的师生慷慨以赴，奋不顾身，成为斗争的骨干力量。
三、取还真经普救众生活
1908年12月初，刘冠三在同盟会员们的掩护和帮助下，化装成农民，推着一辆独轮小车，星夜逃离青岛。
刘冠三决定徒步推车出省漫游全国，宣传革命，“欲尽求豪杰入党（同盟会）”。1909年1月，刘冠三以一身农民装扮，只身推着独轮小车，携带《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书，以游学授徒为掩护，开始了历时2年多的漫游。他首先从高密南行来到诸城，介绍吴大洲、隋理堂等人加入同盟会。然后，他西行到沂水埠前庄，约同盟会员刘溥霖去沂州府（今沂水）介绍孙建平成为山东第一个女同盟会员。到台儿庄时，介绍尤民加入同盟会。
冬天时，刘冠到达河南开封的中州公学演说，师生们听后深受鼓舞，纷纷要求加入同盟会。离开开封途经偃师县时，遇到强盗，所带物品被劫掠一空，连续很多天都只能靠沿路乞讨前行。从河南向西去山西，山路崎岖难行。过太行山时，刘冠三多次遇到恶狼，有好几次差点被狼所害。刘冠三向北登上五台山，于1910年夏天到达大同，会见了革命党人李冠亭。李冠亭陪同刘冠三进入内蒙古，到达柴清堡，住在农民张兰亭家。这时已经是1911年春天，刘冠三听说清政府召集资政院各省议员到北京开会，就想趁机在议员们中间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急忙赶往北京。
刘冠三堪称辛亥革命的宣传家和组织家。在历时2年多、行经6省市、徒步万里的艰苦行程中，刘冠三还写下了“一肩行李，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取还真经普救众生活”的豪迈诗句，以其传奇经历和业绩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游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宣传同盟会主张，网罗天下豪杰加入同盟会，却谦逊地说自己是要“取还真经”，并为各地革命党人的工作“叹观止”。这种谦虚谨慎、礼贤下士的态度，使他赢得了各方英雄的敬重，“所至贤者争与交纳”， 宣传了革命，唤醒了民众，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其后，“西北各省豪杰奋起，多因冠三”。而刘冠三所发展加入同盟会和会见过的这些革命同志，在反清独立及其以后的各项斗争中，多数成长为统领一省或几省革命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冠三”之誉，就是由此得来的。
四、领导山东辛亥革命
1911年春天，刘冠三到达北京山左会馆（也称山东会馆）养病，到秋天时逐渐康复。山东同盟会的同志得知刘冠三在北京后，立即安排吕子人前去北京探望。刘冠三决定随吕子人返回山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刘冠三与徐镜心、丁惟汾等借游览大明湖的名义，紧急磋商拟订山东独立计划，决定召集山东各界人士在济南开会，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推动独立。11月13日，他们召开山东独立大会，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通电全国，宣布山东独立。
山东虽然宣布独立，但刘冠三对孙宝琦的被迫独立有着清醒的知识，“预知彼官僚不足恃也”。独立大会一结束，刘冠三就离开济南，赶赴青岛，联合蔡自声、王林肯、班麟书、邓天乙等同盟会员组织武装，扩充力量，积极巩固壮大革命势力，策划武装夺取地方政权。在此期间，刘冠三“劝捐购械，日夜奔走，饮食俱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
在山东独立被取消、革命机关被查封、同志相继被捕、革命遭致夭折的危急关头，早有准备的刘冠三挺身而出，担当起了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稍有头绪之后，刘冠三亲自赶到上海，拜谒孙中山，寻求革命对策，被孙中山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回到高密后，刘冠三按照孙中山的指示，继续发动革命，周密策划组织鲁东地区胶济铁路沿线诸县的斗争。
刘冠三计划先发动即墨、高密、诸城、青州独立，然后攻占潍县，西取济南。为联络同志、扩大影响，他同时派吕子人等人分别去烟台、大连等地，联系那里的同盟会，争取同时举行起义。经过周密部署后，刘冠三坐镇青岛，指挥三路革命军，一举攻下即墨、高密、诸城三个县城，赶跑旧县官，接管政府，开仓平粜，救济百姓，一时大快人心。虽然这些独立斗争先后失败了，但都给垂危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因山东独立失败受挫的革命党人的斗志。同时，这些斗争与仓促而发的山东独立相比，方向对头，策略得当，经过失败的教训，同盟会青岛机关部革命党人的精心策划是成功的。这足以证明，在刘冠三的领导下，山东革命党人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着。
在策划和发动各地独立的同时，刘冠三还在青岛征召山东独立失败后从济南前来避难的齐鲁志士，派陈干和吕子人带领他们南下参战，由海路至上海，到达北伐战场，成为北伐淮泗讨虏军中的一支精锐武装。由于山东各地独立活动的失败，刘冠三感到革命军寡不敌众，难以取胜，就与陈干将淮泗讨虏军改编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由陈干任旅长，攻克徐州，建立革命基地，以图北伐，光复山东
中华民国建立后，共和告成，武装斗争停止，革命党人取得了合法地位，同盟会得以公开活动，刘冠三到济南协助徐镜心领导山东革命工作。
五、鞠躬尽瘁维护民国
1912年4月14日，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在济南李公祠召开成立大会，徐镜心被推举为会长，刘冠三为副会长。4月19日，山东临时省议会成立，议长张映竹，副议长刘冠三、王讷。5月3日，袁世凯派亲信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大肆排斥革命党人。周自齐为清除异己，支走革命党人，任命刘冠三为没有权力的山东留日学生监督。刘冠三“已知志不能行”，非常愤慨，一度离开济南城区，避居于济南南郊开元寺。
9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的孙中山来山东视察，徐镜心、刘冠三和蒋洗凡一路陪同。徐镜心和刘冠三向孙中山转达了青岛各界的盛情邀请，9月28日孙中山踏上了去青岛的列车。东去途中，刘冠三与孙中山并肩而坐正谈话时，突然遇到两名德国人来晋见孙中山。刘冠三打算站起来迎接，孙中山先生掣其衣襟，暗示他不必起立。德国人告退时，刘冠三又要站起来送别，被孙中山使眼色止住。德国人下车后，孙中山对刘冠三说：“帝国主义者是缺乏理性的，你越对他恭敬，他越看不起你。”孙中山简单的几句话里，却蕴含了浓浓的民族自尊之情，令随行的人都频频点头赞许，感到深受教益。
途经高密时，刘冠三提议孙中山下车视察，孙中山高兴地答应了，并停留了半个小时多。孙中山下车接见了高密同盟会组织的迎送人员，让秘书宋蔼龄取出一张全身照片，题上“高密同盟会留念，孙文赠”，赠给高密同盟会负责人侯芝庭。在车上，当刘冠三向孙中山介绍了侯芝庭的姓名和职业等情况之后，孙中山与之热情交谈，并留下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训言。
刘冠三与孙中山等人合影(左四为刘冠三，左五为孙中山)
到冬天时，刘冠三被选举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3年春天，刘冠三从日本回国，转道大连，偕徐镜心到北京出席国会。在北京，刘冠三联合丁惟汾、徐镜心等山东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共同向袁世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京期间，刘冠三与徐镜心曾走访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劝袁世凯以国民为主人，以总统为仆人，以主人的意志为意志。袁世凯试图以重金收买他们，但他们都不为利禄所动。刘冠三还同丁惟汾一起监督其他议员，防止他们被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诱惑变质。刘冠三曾经以国会议员的特殊身份多次营救革命同志，但决不因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
1914年3月，徐镜心被袁世凯逮捕，不幸罹难。徐镜心被捕后，刘冠三心急如焚，多方设法营救这位老战友，但未能奏效。当时的形势日渐恶化，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多数已经离开北京避难，刘冠三不顾个人安危，继任徐镜心的职务，勇敢地承担起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一边留在北京处理徐镜心的后事，一边继续坚持反袁斗争。
不久，时任陆军部“高级顾问”虚职赋闲在京的国民党人商震，因参与“二次革命”不幸被袁世凯逮捕，并被决定处决。刘冠三大义凛然，一方面声称被捕的商震不是真商震，而是他的儿子，是当局抓错了人；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亲生独子刘耀东送到监狱，换出商震，并帮助商震逃走。待确认商震安全以后，刘冠三又设法救出刘耀东。大义感人，一时传为美谈。
1914年，吴大洲、薄子明等人在山东举义倒袁，邀请刘冠三由北京回山东参加斗争。1915年1月28日，袁世凯下令逮捕了刘冠三。幸亏商震、侯延爽等人全力营救，刘冠三才得以出狱。
刘冠三出狱后，在袁世凯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家中避难。8月份，陆建章被袁世凯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后任督军。陆建章要求刘冠三随他到西安，条件是不准宣传革命。这期间，他声称脱离政事，只做寓公，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忘却从事革命工作。一到西安，刘冠三就与景定成、胡景翼等同志取得联系，秘密策划反袁斗争。1916年初，陕西反袁的事情泄露，景定成被捕，李歧山等人逃走，大批革命党人被杀害。此前，刘冠三称病在家，加上妻子去世，才得以避过这场灾难。1916年3月，山西的革命党人抓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作人质，逼迫陆建章下台。后经刘冠三调解，陆建章与革命党人实现和解，陆建章辞职离陕，陕西以较小的代价取得独立。
与此同时，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吕子人等发动了反袁起义，他们派人迎接刘冠三回到山东领导这场斗争，5月，刘冠三在家乡高密通电反袁，并帮助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二师师长吕子人改编了原第二支队官兵。
反袁斗争胜利后，1916年8月，国会恢复，刘冠三再次担任国会议员。刘冠三给孙中山写信，建议保留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进行整训，以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孙中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为使民军不落于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段祺瑞之手，刘冠三又联合各方力量挤走前来改编的北洋政府山东军务会办、陆军中将、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的曲同丰，改由山东督军张怀芝改编民军。虽经刘冠三多方努力，这两支在护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民军被改编后，最终仍然没有摆脱被北洋政府遣散、消灭的命运。
1917年，段祺瑞揽权，国会再次被解散。刘冠三就南下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并被任命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刘冠三命令第一路军总司令薄子明部下庞子周率众数万，与北洋军阀转战于江苏和山东之间。庞子周首战告捷，在济宁南部以5千人击败敌军2万多人，大获全胜。山东督军张树元大惊，亲自临阵指挥抵抗。11月24日，刘冠三坐镇徐州亲自指挥，庞子周在邹县东南的两下店，以3千人击败强敌张树元军1万多人。张军大败溃逃，张树元几次落马又上马，但因庞子周的追兵不认识他，使他侥幸得以逃脱。正当革命军准备乘胜进军之际，忽然传来广州国民党中央内部发生政变的消息，刘冠三立即赶回上海，声援孙中山。庞子周率军继续转战，终因北伐军迟迟后援不至、寡不敌众，攻败垂成。
1922年，北洋军阀恢复约法和国会，刘冠三到北京出席国会。这一年，他由于积劳成疾，不幸患上肺癌。这时，正值“鲁案”谈判期间。“鲁案”,主要是指1910-1920年代中日之间围绕归还山东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交涉事件。当时旅京的山东籍国会议员刘冠三、于沐尘和省议会议长王鸿一等人联合山东旅京学生，集体到鲁案督办公署示威，向政府施加压力。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代表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不敢让步。鲁案办理结束后，北洋政府鲁案督办王正廷说：“真佩服山东代表，真正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
1923年，野心膨胀的曹锟企图谋取总统职务，对议员进行贿赂。与刘冠三同为山东籍国会议员的丁惟汾、王乐平等国民党议员愤而离京，赴上海进行对抗。刘冠三身负在京联络议员抵制贿选的重任，不能离开北京；同时，他本来打算像在反袁斗争时一样，留在北京，在同曹锟的斗争中积极发挥作用。但是，这时的刘冠三由于身患重症，行动极为困难，反曹工作非常艰难。最终，刘冠三独木难支，在曹锟党羽的威胁凌辱下，被迫为曹锟投了票。为此，他懊恼悔恨不已，心情更加抑郁，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于1925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3岁。
1928年2月5日，刘冠三的亲属将其灵柩运回高密，安葬于县城西三星台（今飞机场附近）。下葬时，国民政府安排专员前来吊唁，并派飞机到墓地上空盘旋3圈致哀，其送葬队伍长达7.5公里。
刘冠三先生之墓
1986年，中共山东省委认定刘冠三为山东辛亥革命杰出领导人之一，决定拨款为其修造陵园以示纪念。1987年6月，刘冠三先生灵柩移葬于高密革命烈士陵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青岛市委员会为揭碑典礼赠送了“山河伴先生长眠，日月与先生同辉”的纪念条幅。刘冠三的女儿刘耀西因在台湾有公务，不能亲自出席揭碑典礼，委托亲人回乡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