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曾让历代统治者头疼不已，两岸百姓数千年之间无数次深受涂炭，每逢大灾之年，一片泽国，难民遍地。但相比较天灾而言，人祸造成的伤害更大，及至清代，京杭大运河给江南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运河本身并无害，真正有害的是大清的漕运。所谓的漕运，就是利用水道运输粮食（指的是公粮），所以也称漕运。漕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经济制度，狭义的理解是指通过运河将江南一带的粮食运至北京。漕粮主要供给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等。这一制度为国家统一、粮食稳定、南北经济沟通和商品流通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制度腐败造成运输昂贵、漕运徭役过重，也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到了咸丰五年（1855）因黄河改道，引发水患，影响运河，加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已经不敷京师及北地粮食之需，到了清末，漕运制度废除。
清代的漕运制度下暗藏一股“潜流”，胡燏芬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一道奏疏中一语道破漕运的弊端：“南漕自催科征途，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百姓无数之脂膏，聚吏部胥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运至京仓，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其归宿为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弟以冗官蠹吏，中饱所在，积习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由此可见，到了晚清，漕运已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那么各级官吏是如何通过漕运中饱私囊的呢？
运河的终点是通州，南方各省的漕粮到了这里，经过陆路再运到京师。因此通州是一个最主要的中转站，朝廷在这里设立了仓场总督衙门，隶属户部。主管仓场的官员称为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下设大通桥监督（又称坐粮厅），也是满汉各一人。
每年农历二三月，他们就到通州的仓场总督衙门坐镇办公，到了八九月漕粮收完再回北京。仓场总督衙门管辖京、通使其仓满汉监督三十多人，朝廷另派查仓御史进行督察。从通州往北京运粮，全程有仓场总督派兵押送，并从各部院调集若干小文官，充当稽查委员，由仓场衙门按月给他们发放津贴。
从南方各省运到通州的漕粮，卸船后搬到岸上，再装大车或人力小推车，运到仓场衙门。这一段装卸费用由各省份负担。漕粮到了仓场后，接着是过斛量收。经过长途运输，粮食总有损耗，而损耗了多少，往往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取决于量米的斛工和指挥他们的经纪（官名）。
这些人可以做手脚以少量多，也可以以多量少，比如明明交足了粮，他们可以说不够数，明年须补交，那么当事人回去后就会被上司怪罪，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所以各省交粮的官员为了免遭暗算，便要事先向这些人行贿。因此，那些斛工和经纪没几年下来，都变得很富裕。
这些得了好处的人当然也不会忘记给上司行贿，而上级领导还有上级，以致形成一股中饱私囊的“潜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漕运衙门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大集团。
除了这些贪官污吏，在运粮过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利益线。按照规定，每条漕船上除了船主外，另有两个伙计，护粮官兵稍不留意，这三人就把整包米推入河中，过后再打捞上来。这些米被捞上来以后，晒干了可以出卖，日积月累，数量十分巨大。
此外，运输漕粮的车夫也会行偷盗之勾当，他们虽然无法将整袋米扛走，但却利用一种特制工具，即一头尖一头粗的喇叭状东西，车夫将粗的一头拴在一个隐藏在自己身上的小布口袋，趁官兵不注意进行偷粮，而且被逮住的情况很少。
当时有人算过，漕米一石从南方运至北京，如果本值五两，而把那些组织机构的人员的俸禄、车船运费、偷盗损耗、税收走私等合计起来，比米的原价要高三倍，而且官吏贪腐的那部分还没算。不难想象，漕运给江南百姓带来了多大的负担，而且这种负担年复一年，比起天灾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