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流行一个词叫“清流”，《清史稿》中称，“张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这就是清末有名的“翰林四谏”。
不过在其他史料中，对于“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是陈宝琛、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邓承修并非是翰林，他和李慈铭一样，是以举人捐官而为主事的，后来升任御史，因为搏击不避权贵，在朝中得了个“铁汉”的绰号。
在同治朝前，这样一个群体也是存在的，他们品评人物，议论时政，被称为“清议”，而以“清流”出现，则是在同光之交的事了。清流大部分是由翰、詹、科、道的言官、学士所组成的，“翰”指的是翰林院，“詹”指的是詹事府，“科”指的是六科给事中，“道”指的是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
清流以“弹劾大臣”为宗旨，甚至以参倒大员为荣耀，所涉及的政务，上至朝廷军国大事，下至地方官吏微末。清流是晚清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的威信大为下降，慈禧太后为了钳制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利用清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别看清流官职不高，也不是紧要部门，但他们都是以嘴杀人，力量不可小觑。比如同治时期，军机大臣景廉和王文韶丢官，虽然是牵扯到云南军费报销案中，但最终攻倒他们的，却是张佩纶、邓承修一帮清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他们私底下经常相互提醒：言路上又嚣张了，大家要小心翼翼！
至于外省督抚对清流们也是避而远之，他们中很多人都吃过清流的苦。就拿李鸿章来说，凭着慈禧太后对他信任，也无法避免清流们的攻击和指责。弹劾他的奏章就像纸片一样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慈禧太后那里。所以李鸿章也感叹为官不易。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清流的巨大能量。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派太监去醇亲王府传事，太监欲从午门出宫。然按规定太监只能走旁门，不能经午门，值日护军就拦住不放，结果起了冲突。太后宫里的太监，哪里受过这个气？于是就在慈禧面前告状，说是遭到了午门护军的殴骂。
此时的慈禧正在病中，她让人将慈安太后请来，又哭又闹，非得杀了这个护军不可。慈安无奈，只得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要给午门护军定罪斩立决。这怎么可以呢？潘祖荫是刚正之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枉法。肝火极旺的慈禧，竟把潘祖荫找了去，大骂他没良心。
潘祖荫出宫后，对着自己的部下失声痛哭。盛怒之下，王公大臣无一人敢争，眼看着太后如此胡来。就在这时，陈宝琛、张之洞站了出来，他们凭着两篇文章，便让慈禧太后收回了成命，可见清流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
但怎么也想不到，连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都谈虎色变的清流们，却被一个叫孙毓汶的人一锅给端了。孙毓汶的祖父孙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父亲孙瑞珍，官至户部尚书，是道咸年间，北方的士族大家。而他本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与李莲英义结金兰，很受慈禧的信任。
孙毓汶向来诡计多端，他和醇亲王是一系，和恭亲王不睦，甲申易枢恭亲王下台及军机处大换血这件事，据说就是出自孙毓汶的手笔，因此他收拾起清流来，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清流们都去办实事。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他先把张佩纶弄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当时闽海防务吃紧，张佩纶此去，必无善果。这不仅是调虎离山，简直是借刀杀人。然后又让陈宝琛去会办南洋事宜，吴大徵会办北洋事宜。这二人都是书生，又自恃清流，此一去清流入浊流，必定会引起曾国荃和李鸿章的猜忌。至于邓承修吗，把他派到总理衙门行走。
别看清流们在朝中骂这个骂那个，他们打嘴仗无人能及，可一旦要办实事，个个都成了怂包。果不其然，不久张佩纶兵败马尾，一蹶不振；宝廷买卖自劾，潦倒终生；陈宝琛又因为保举丧师辱国的唐炯而获罪，清流主力一时俱尽。
自马江一役，清流铩羽，从此折戟沉沙，到光绪十二年以后，已经没有多少声息了。清流中唯有张之洞，四十年青云直上，身名俱泰，这主要得益与他善于窥测慈禧的心思，以皇室调停人自居。可张之洞如此热衷，就不算是真正的清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