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在临终前指定继承人的同时，还亲自从上三旗中选任了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佐幼帝。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其实这与顺治帝受多尔衮的欺辱不无关系，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亲王摄政与大臣辅政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是地位不同
摄政诸王都是近支宗室，又是皇帝的长辈，本身还是一旗之主，这样显赫的身份就容易侵犯皇权，生出不轨之心。比如多尔衮摄政期间，不仅本身是皇帝的叔父，而且掌握正白旗，加上其亲兄弟多铎所有之镶白旗，实际手握两白旗，足以和皇帝的两黄旗抗衡，甚至两黄旗大臣也有仰其鼻息、阿谀奉承者。
因此，相对而言，辅政大臣不敢轻视太后和皇帝而擅自专权。即便是鳌拜后来威权自专，但他也从未表现出谋逆之举，更不敢有取而代之之心，这样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大大减低了。
第二是职权不同
“摄”即代理之意，摄政即代君听政，代行皇权，摄政王一人自主处理国事。因此，摄政期间的皇帝谕旨，往往不能反映皇帝的意图，实际上是摄政王的命令。
第三是与皇帝利害关系不同
满洲贵族旗分八色，有上三旗合下五旗之分，八旗各旗主更多关心的是他们本旗的发展和个人权势地位，而不大关心朝廷的利益和皇帝的地位。像多尔衮摄政期间，就不断扩充两白旗的势力，甚至侵夺两黄旗的部分权益。
以四辅臣辅佐幼主康熙，顺治帝可谓是用心良苦。这样即可避免皇权旁落，不至于出现诸王势大的局面。但说到底，这样的安排也是有利有弊。
四辅臣辅政的措施，处处体现了太皇太后、年幼皇帝和四大臣的集体统治。凡事由于四大臣商议，奏请太后决策，年幼的康熙帝与辅臣共同听政，逐步成长到能在某些问题上发表见解，起一定的决策作用。
但是四辅臣辅政制度也存在诸多弊端，很明显，四辅臣的所谓辅政，除了仍保持着对皇室的忠诚外，差不多做事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狭隘的利益所得。他们既然没有沿袭顺治帝在位时力图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一贯政策，当然就只能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手段对待天下一切不满的言论。
四辅臣曾经都是马背上的勇士，冲锋陷阵，强弓硬弩，在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武力和暴力。尽管他们隐隐约约觉察到举国上下有着一股弓箭刀矛难以制服的力量，但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全国大定的形势下转换传统经验，而寻找一条更为适宜的治国方针。
四大辅臣在清代历史上是极其短暂的，他们终究是武夫，历史决定他们只能是王朝的一批过渡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