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明朝，经“童试”、“院试”、“乡试”、“会试”以后，进入最终的比试——“殿试”。所谓“会试定去留、殿试分名次”，只要能够闯过“会试”进入到“殿试”阶段，就都能获得“进士”功名。
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以后，便拥有了做官资格；但“举人”一般只能担任教谕、县丞、主簿等基层官职，甚少能够直接出任知县。而且，在将来的仕途升迁中，“举人”出身的官员也多受限制。所以，为了拥有更好的仕途前景，大多数“举人”都会参加每三年于京城举办的“会试”，考不过回去等待分配当官，考上了就能进入“天子亲策于廷”的“殿试”阶段。
“会试”定去留，“殿试”定名次！“殿试”不存在淘汰一说，只要能够进入“殿试”就能获得具体名次。
“殿试”名次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一甲”、“二甲”和“三甲”；对应着具体名次，考生的功名也有着具体的不同。
《清史稿·选举志一》对此有着明确记载：“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也就是说，“一甲”共有3人，分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这3位佼佼者的身份就是“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一般40——50人），能够获得“进士出身”的身份；“三甲”若干名（一般100——300人），能够拥有“同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的意思是“不是进士，但按照进士身份对待”；类似于“如夫人”只是“如同夫人”而已。所以，“同进士出身”的官员一般比较忌讳自己的出身，不愿别人提及。
但是，“同进士出身”也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只是名次靠后而已！
那么，同为“进士”，“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之间有何区别呢？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进士及第”的三人和“进士出身”的第一名，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进修，而且能够立马获得官职晋封，基本等于“带级别”进修。其中“状元”可以直接授予从六品“修撰”、“榜眼”和“探花”可以直接授予正七品“编修”，“二甲第一名”则被直接授予从七品“检讨”。
剩余的“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还需参加考试——“朝考”，“朝考”通过后才能进入翰林院，和前四位已经拥有官职级别的进士一块进修；“朝考”不通过，就只能被外放知县一级的地方官或者六部属官等基层官员。
在“朝考”的过程中，“进士出身”较之“同进士出身”拥有更高的通过率，因为“殿试”的名次可以给“朝考”加分。一般情况而言，“三甲”50名以后能够进入翰林院的几率就几乎为零。
清朝的“翰林院”基本等于“储备干部培训班”，向来有着“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拥有“翰林出身”可问鼎殿阁或者位列封疆，仕途前景极为广阔。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同进士出身”早在“殿试”刚一结束的分配过程中，就已经输给了“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
翰林院的进修结束后，三种进士被授予的具体官职也有着巨大区别，以具体案例予以说明。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也就是“进士及第”的典型代表。咸丰八年（1858年），翰林院进修结束后被授予“陕甘乡试副考官”，而后直接升任“陕西学政”。
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甲第十三名”，也就是“进士出身”的典型代表。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进修结束后被授予正七品“翰林院编修”。
曾国藩
曾国藩，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第四十二名”，也就是“同进士出身”的典型代表。道光二十年（1840年），翰林院进修结束后被授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
由此可见，“殿试”名次不但确定了携带一生的功名身份，还几乎直接确定了仕途起点；当然，“进士”身份的不同也代表了仕途起点的不同，纵观有清一朝，有“状元及第”出身的内阁首辅、领班军机于敏中，也有“进士出身”的文官之首、晚清重臣李鸿章，更有“同进士出身”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
所以，“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之间的区别虽然明显，但真正能够决定未来仕途高度的关键因素还在于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