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剿拳到公开支持义和团，慈禧为何态度大变？真相：洋兵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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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24日，英使馆召开了庆贺维多利亚女王81岁生日的盛大庆典，有60多位在京的外国要人出席。
1、调兵进京护馆的缘起
因为男宾比女宾人数多，每位女士可带两位男宾。英国公使窦纳乐夫人邀请的是两位在京的著名单身男士，海关总税司赫德爵士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
当大家看到这两位消息灵通人士在晚宴上谈笑风生，心情也开始舒坦起来，将什么“大屠杀”计划之类抛到脑后。赫德的心情特别好，英军近期在南非的节节胜利让他十分高兴。
克林德男爵和夫人被邀请为特别嘉宾，因为他们代表的德皇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
两天后，公使团联席会议再次召开时，大家的心情都为之一变。
公使们对总理衙门在5月21日的回复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在继续欺骗。法使毕盛认为中方不愿合作，使他更加确信樊国梁主教的理论。
既然大难将至，应当“立即调足够数量的部队进京，以备不测”。俄使格尔思说他收到中方的可靠消息，说清廷即将迅速采取行动，形势并不像法使所说的那么严重。
克林德男爵对两人的意见都不表示同意。
他宣称：
“期望中国政特采取有效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的想法都不现实，因为这是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生存下去。”
窦纳乐立即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
“克林德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其他公使对克林德的发言不置一词。大家最后同意，窦纳乐和格尔思与庆亲王奕劻先谈，等到他们会谈以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第二天，窦纳乐与庆亲王在总署会谈。
庆亲王奕劻保证：
“朝廷将开始有力的镇压措施，太后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已经高度警觉。”
窦纳乐告诉庆亲王说，公使团有意向要调兵进京护馆，而且这一次的人数要比上一次大得多。庆亲王并没有吃惊，声称对此已有所闻。
窦纳乐错误地以为中方对洋兵入城并不十分在意，或许还希望洋兵帮助维持京城地区的秩序。
俄国公使格尔思与总理衙门大臣谈话的调子大不相同，他再次强调列强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他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使公使团增强信心。
他还具体提出：
“（一）禁止拳会操练，（二）抓捕和处决拳首。”
公使团在1900年5月28日再次开会，大家显然都认为庆亲王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但在采取一致行动上又出现分歧。
俄使格尔思和德使克林德都不赞成法使毕盛提出的立即调兵进京的建议，但是毕盛在会前已擅自调动法国卫队进京。
2、调兵进京的表演秀
然而，俄、德公使都未能说服其他公使放弃调兵进京的想法。所以，既然法使已经采取行动，大家都不甘心落于人后，欧洲均势政策又一次体现在对华政策上。
公使会议的第二天，即1900年5月29日，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被毁，京津铁路一时中断，公使们借此机会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调卫队进京的要求。英、俄公使已同意这个措施，其他人亦步亦趋，谁也不想让北京的洋兵中没有自已部队的存在。
窦纳乐电告天津领事贾礼士，特别强调说英国卫队人数绝不能少于法、俄的人数，并要求贾礼士将其他国家卫队的人数及时报告给他。
连意大利也不甘示弱，公使萨瓦戈致电意舰“爱尔巴号”和“加拉布里亚号”的两位舰长，要求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一支卫队，人数不得少于他国的卫队人数。
萨瓦戈的要求显然太离谱，意大利在中国海域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
所以，调兵入京成了欧洲均势政治的一次表演，谁也没有考虑此时洋兵入京是否有必要，更没有人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如何。
据学者斯泰格的分析，当公使团决定调护馆卫队进京的时刻，拳民的暴乱自“卜克斯事件”之后尚未造成任何一名外国人丧失性命。 在直隶，只有一位法国的铁路员工在丰台车站受伤。
1900年5月21日到5月26日期间，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古约莱海军上将还率一批随从到北京观光。他们在北京到处游览，没有感到任何危险。
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有传教士提供的信息说针对洋人的大屠杀行动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在京的外国人的生活十分安详。
这批海军军官认为，所谓义和团危险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 需要指出的是，公使团调兵进京的决策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错误。
英国学者普赛尔对此有一段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说，调兵进京时仇洋运动来说不啻是火上加油，所以其实际效果是使得那些本来获得卫队保护的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
后来，由于卫队兵力不足，又不得不决定增兵，而增兵却不成功，为了帮助他们撤退，只好攻打大沽炮台，这就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开始。
3、清廷对列强“调兵进京”动机的判断
实际上，受洋兵入京决定影响最大的倒不是民众的仇洋情绪，而是清廷的剿拳政策。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没有任何生命危险，清廷猜测公使团决定调兵入城既然不是“自卫”，那么就不得不考虑这是武装干涉清廷内政的第一步措施。
如果公使团的实际目的是政权变更，洋兵进城当然大大加强了公使团与中方谈判的实力。
与联合海军示威不同，这次的行动等于在紫禁城的大门口进行军事示威。所以，护馆卫队进京的决定使公使团与清廷之间自1900年1月份以来展开的心理战迅速升级。
总之，这个决定的基础是公使团对清廷的心态和局势的错误判断。
而公使团仍然要求立即调兵入京，清廷很难不把这个行动看作是武装干涉内政的前奏，俄使格尔思和其他外交官都在不同的场合暗示过这种可能性。 所以，洋兵入京的行动迫使慈禧太后相信，外患已经比内忧更加严重。
美使康格认为公使团调兵进京对清廷来说是最难堪的一件事，因为它无异于向朝廷宣示中国政府已无能力守卫和控制京城，遑论整个中华帝国。
康格确实看到了这个决定对清廷的巨大影响，但他还是不明白实际影响之所在。
这个决定的实际后果是迫使慈禧太后在剿抚两难的政策上做出明确的抉择，因为即使清廷采取全面剿拳的行动，洋人仍不会为之所动。
在两害之间取其轻的思想指导下，清廷不能不考虑利用自已的臣民，即使是有反叛倾向的拳民，来增强抗击洋人的力量。
4、清廷阻止“洋兵进京”努力的失败
面对列强“调兵进京”，清廷第一优先的政策是设法阻止洋兵入城，所以对公使团要求予以拒绝。
不久，1900年5月29日发生丰台车站被焚事件。 丰台距北京不过6英里，是京津铁路的一个枢纽。此路一断，京津两地的外国人有可能被隔绝。
清廷意识到，丰台车站被焚，洋人入京难以避免，于是立即采取行动。朝廷命令京城九门提督24小时在使馆区巡视，进行保护。
此时在家请病假的荣禄突然销假回朝，荣禄的第一步行动是率军巡视被毁的车站，以五营人马赴丰台，两营驻扎马家堡。
1900年5月30日，朝廷颁布上谕，明指拳民为无知愚民，并声称要对其实行弹压。该谕还要求步军统领崇礼采取有效措施，缉捕在京城地区闹事的拳民，“如再推诿，定惟崇礼等是问，决不宽贷”。 很明显，荣禄在此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仇洋的王公贵族对朝廷的强硬政策非常不满。
公使团把此谕不当一回事，相反，他们更加确信以调兵进京的联合行动方式才能使清廷就范。
公使团的一致行动旨在不给清廷以任何灵活变通和谈判的余地。
5月30日，四国公使代表公使团与总理衙门会晤，他们颐指气使地警告总理衙门官员：
如果中方“拒绝卫队入城，则卫队人数将大增，中国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立即答应，并提供方便，人数可以减少。”
窦纳乐的骄横态度更加使中方意识到洋兵入城的目的不在自卫，而是另有他图，因为公使团没有提出为何调兵进京如此十万火急的理由。
清廷指示直隶总督裕禄设法阻止洋兵进京，裕禄立即下令阻挡第一批登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法国驻津总领事杜士兰还没有等到总理衙门的答复，就径自面见裕禄，称不管中方批准与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明日启程。
裕禄在这样的压力下，不能稳住阵脚，不敢用武力与洋兵对抗。他电告朝廷为自己辩解，说他实在难以阻止洋兵启程。清廷百般无奈，只好允许放行。
但总理衙门要求护馆卫队要受到公使团的严加管束，不得干预其他事务，一旦形势稳定，应自行撤退。最重要的是，中方要求各国卫队不得超过30人，这个数字是根据1898年的先例确定的，清廷当然担心洋兵人数过多，会对朝政有直接影响。但是公使团不是这样考虑的。
1900年5月31日，洋兵乘火车启程进京。外交官们完全不顾中方的人数限额，六国卫队的总人数达356人。只有日本卫队符合中方的要求，一共只有26人。英、法、俄、美各派60余人，是中方要求的两倍之多，而意大利也派了42人。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因为派兵过少，立即受到外相青木周藏的批评。很显然，调动卫队进京是国际政治的一次表现机会，与使馆是否面临危险关系不大。
5、改剿为抚的悄然转变
洋兵进京后，清廷的剿拳政策已经不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因为拳民毕竟是中国公民。剿拳计划得以继续下去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荣禄的突然复出，荣禄仍然认为剿拳为第一要务，但慈禧太后的思路开始起变化。
荣禄作为主剿派首领令朝廷守旧大臣恨之入骨，端郡王载漪和他的同伙立即采取行动，企图限制荣禄的权力。
他们说服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3日下达了一道不寻常的“廷寄”，矛头直指荣禄，其中说：
“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荣禄做事一贯小心谨慎，因此“孟浪从事”的说法对他是一个限大的打击。
在北京城里，大队洋兵的到达使清廷惶惶不安。王公贵族再也按捺不住仇洋的心态，开始发出“用拳抗洋”的呼声。此外，李鸿章、刘坤一和盛宣怀均各自向荣禄发电，说“用拳抗洋”之不可行，请求立即用重兵弹压拳民。
洋人卫队的到达迫使慈禧太后决定政策的轻重缓急。她最关心的是如何让洋兵撤退，这样“用拳抗洋”的建议就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荣禄在上书中说得很清楚：“若洋兵果来，其害又甚于拳匪。”
慈禧太后首先关心的是洋人不再增兵，所以剿拳问题已不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并不了解，对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是否真有神助半信半疑。因此，批准部分洋兵进城护馆也反映了她在剿抚问题上的悬而未决的态度。
荣禄是一意剿拳派，但他在朝廷剿抚两派之间小心翼翼。不久，他借护路剿拳的想法又遭到一次打击。 6月4日，朝廷再次发出停止剿拳的信号。
在天津附近的黄村，聂士成军队与拳民发生了动乱以来最大的冲突。据裕禄的报告，当时数千拳民在黄村焚烧车站，拆毁铁路桥。聂军一到，奉命拘捕，但由于寡不敌众，官兵仓皇撤退，死伤80余人。拳民在黄村获胜让朝廷大惊，仇洋派愈加鼓吹拳民有神术的妄言。
“黄村事件”促使慈禧太后派守旧派大臣赵书翘、何乃滢亲赴涿州与义和团首领见面。
“上谕”称赵、何两人的使命是劝拳民自行解散，辙出涿州，如不听命，则面临严重后果。 赵、何使命的真正目的是探听义和团的实力。赵、何在涿州与团首会面后，赵书翘对拳民的表现非常失望。他意识到这批人不过是贫苦农民，身体虚弱，面无人色。
6、改剿为抚政策的最后达成
调卫队入京后，没有一个公使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希望他人牵头，采取主动，然后可以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必须仿效他国。
更重要的是，如果卫队进京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够，继续增兵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摆在桌面上。
法使毕盛第一个提出使馆还将被围攻的可能性，他的猜测是基于中国政府可能垮台。1900年5月底，他收到的情报说，慈禧太后对拳乱非常惧怕，正在准备逃往西安。
窦纳乐指出，保卫使馆区无非有两个方法：
一是各馆自卫；二是将所有卫队编成一军，协调防卫，统一指挥。
他希望大家接受后一种办法，成立国际联军的指挥部。大多数军官却倾向于各馆自卫，会议不欢而散。
1900年6月6日，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完全中断。拳民在落垡车站大肆焚烧破坏，并与聂士成军交战长达两个小时，官兵死伤数十人，拳民弃尸百余具，北京同外界的交通开始中断。
实际上，公使团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也已名存实亡。由于中外关系已开始军事化，清廷对公使团的信件、信息已无暇顾及。落垡车站被焚的当天，慈禧太后召见近支王公和枢臣进行廷议。
会上明显地分为两派，双方争吵激烈，多数人主张“用拳抗洋”。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近支王公联会刚毅、徐桐、崇绮、启秀等在会上强烈要求太后承认义和拳民是国家赤子，如给予给养和军事训练，他们将成为抗洋的生力军，因此剿拳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大学士荣禄在会上稍稍表示异议，即被仇洋派大肆攻讦。
然而，慈禧太后的决心仍然未下，她不愿公开支持义和团而导致中外决裂。 她说朝廷秘密支持义和团是可行的，但公开支持则风险太大。所以，朝廷继续颁布措辞严厉的禁拳“上谕”。从1900年6月6日到8日，两个“上谕”要求官军全力围剿义和团，并在京城搜捕拳民。
但在朝廷内部，大家都明白剿拳行动即将结束。可是，在前线的指挥官并不知情。 聂士成在黄村失利后，开始亲自指挥剿拳行动，官兵与拳民的冲突仍在不断地发生。聂士成率军赴丰台的路上，在廊坊遭义和团伏击。
端郡王载漪和近支王公对慈禧太后犹豫不决的态度早已失去耐心，他们在朝中散布流言说天神下凡，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一龙当然是指光绪帝，二虎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所有的洋人。
同时，满族王公决定利用他们的现有地位抵制剿拳“上谕”。他们意识到太后至今对义和团没有感性认识，所以应当设法将“义和神术”引进北京，让老佛爷开开眼界。宫廷禁卫军和九门提督府都有仇洋势力，所以很容易将大批拳民导入京师。
1900年6月6日的宫廷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派刚毅出城“巡视”拳民情况，但刚毅的使命很可能给仇洋派安排拳民进京的计划提供了良机，刚毅在赴涿州的路上立即采取停止剿拳行动。他出城的第二天，就给武卫中军的孙万林写信，说他现在是钦差大臣，掌管一切与拳民有关的事务。朝廷的政策是劝导，不是剿杀。
据一些资料说，刚毅行前曾接受端郡王的指示，鼓励拳民进京。此说虽无直接根据，恐怕也是有道理的。 这样，在公使团设法增兵的同时，朝廷仇洋派则用拳民入城的办法来与洋兵对抗。但是唯一差的是慈禧太后的首肯。
但是由于外患已经大于内忧，朝廷上决定最后终止剿拳行动的声音成为主流，所以不管慈禧太后同意与否，准备将义和团抚而用之的政策已然不可逆转。这样，中外冲突就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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