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兴逝世前后，有多部黄兴文集出版，为推动黄兴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这些黄兴文集中不仅存在诸多错讹，而且还多有遗漏。《黄兴全集》新增黄兴佚著近千篇，并纠正了大量已出版黄兴文集中存在的错误，对于推进黄兴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黄兴（1874-1916）
黄兴（1874-1916）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领袖。鉴于黄兴在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黄兴在世之时，其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就已开始。100多年来，先后有多部黄兴文集的编纂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存在诸多遗漏和错讹等现象，不仅影响到黄兴文集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兴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的精准、深入地开展。鉴此，编纂一部更为完善、正确的黄兴文集，对于深入开展黄兴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黄兴文集的编纂历史及存在的问题
100多年来，黄兴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自1912年至1916年。191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了吴砚云编的《黄留守书牍》，收入黄兴任南京留守期间的函电、公牍凡59件，另附有关来函来电6件，末附《劝募国民捐章程》，是为黄兴著作的最早结集。同年，荣朝申编《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由上海潮记书庄出版，其中收录黄兴书信四件。1913年2月，上海振学社编辑出版、国光书局发行《黄克强先生尺牍》一册，收录黄兴书信凡15封。1914和1916年，美国旧金山大埠华侨团先后编辑出版过《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伟人黄兴政见书》，分别汇集了黄兴在美国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演说词三篇及在上海的演说词四篇、函电两封。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后，黄蔡（蔡锷于同年11月8日病逝）二公事略编辑处编了一本《黄克强先生荣哀录》，1918年刊行。此书凡四章，其中第一章第二节为《遗稿》，收录黄兴诗文、函电、联语等共17篇。
这一时期黄兴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主要是民间出于临时宣传或纪念黄兴的需要而为，虽然所收黄兴著作比较零散和单一，但也为后来编纂综合性的黄兴文集作了初步的资料准备。
第二阶段：自1956年至1981年。1956年，为了纪念黄兴逝世40周年，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在台湾出版，影印黄兴书函及诗词、联语等珍贵手稿57篇。1973年，为纪念黄兴诞辰100周年，该书又经杜元载增订重版，所收黄兴书函及诗词、联语等珍贵手稿影印件增至89篇，均为第一手史料，十分珍贵。
1968年，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全集》，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刊印。该集收录黄兴遗著508余篇。1973年，该集经杜元载增订重版，将黄兴遗著扩充至615篇，约40万字，是为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黄兴遗著结集。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黄兴集》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集共收录黄兴遗著601篇（不含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公职及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期间未署名的公牍），40余万字，是为大陆出版的一部大型黄兴遗著结集。
这一时期比较系统地搜集了黄兴的遗著，形成了两部大型的黄兴文集，标志着黄兴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始由民间走向官方、由零散趋于系统、由单一逐步完善。
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2008年。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兴女婿、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薛君度教授与毛注青合编的《黄兴未刊电稿》。该书收集了黄兴1916年5月22日起至10月22日止，以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发出的函电或演说101件，另附《黄兴著述补遗》凡80篇。
1987年，《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刊登了杨鹏程所辑《黄兴佚文一束》，其中收录从1912年9月至1913年3月《长沙日报》上刊登的黄兴于此期间的讲演及函电等共33篇。
2001年，鉴于中华版《黄兴集》之外的佚文陆续发现积累较多，原曾参加《黄兴集》编辑工作的刘泱泱等人着手编辑了《黄兴集外集》一书，次年初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集汇集了中华书局版《黄兴集》出版20年来新发现的所有佚文，包括《黄兴未刊电稿》《黄兴佚文一束》等所收者在内，共计465篇。
2006年，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并将黄兴文集列入甲编。2008年，刘泱泱在1981年中华书局版《黄兴集》和《黄兴集外集》基础上编辑的《黄兴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集共收录黄兴各种遗著等凡1089篇，是为迄今为止搜集黄兴遗著最多、篇幅最大的黄兴著作结集。
这一时期黄兴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是黄兴文集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的重要过程。
总之，以上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黄兴文集的编纂和出版，为介绍、宣传、研究黄兴，推动黄兴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黄兴著作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尚有大量黄兴遗著未被发现和收入黄兴文集之外，历次出版的黄兴文集不仅存在诸多的错漏之处，而且随着大型、综合性黄兴文集的出现，这些错漏由于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而在不断地沿袭和累积。这不仅影响了已出版的黄兴文集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黄兴研究工作全面、深入、精准地开展，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漏收。由于搜集范围不广泛、搜集程度不细致、不彻底等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还存在大量遗漏的情况。据我们全面搜集和统计，未被发现和收入黄兴文集的黄兴佚著尚有近千篇之多（详后）。
二、误收。由于考辨工作不严，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还存在一些误收的情况。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收有黄兴挽陈其美联：“血肉相搏，我不如君，竟成谶语；尊俎折冲，世无知己，谁复欢迎。”刘泱泱经查考，认为实为黄中慧撰，非黄兴所作。刘泱泱还发现《黄兴集外集》所收的《七律一首 留别两湖同学》和《陈天华先生绝命书跋》分别为唐才常和宋教仁的遗作。20除此之外，经笔者查考，《黄克强先生全集》中所收黄兴任职陆军总长期间的文牍中，《陆军部通告更改军队名称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咨各都督应遵照购办军火章程文》《陆军部咨各都督请核验陆军学校投闲人员履历证书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将巡防官佐补官事宜赶订章程另案办理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订陆军平时战时恤赏暂行简章文（民国元年）》等5篇，均系刊发于1912年9月以后的《政府公报》,而黄兴早在是年3月底就不再担任陆军总长之职了，故以上5篇实为误收。又如，前述三部综合性黄兴文集中均收有《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一件，但经笔者查考，此件以“东辟”的笔名发表于1914年12月1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国》上。再查，黄兴从未有过“东辟”的笔名，而“东辟”为居正在编辑《民国》期间常用的笔名，罗福惠所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已将该口号收入集中。由此可知，黄兴文集中所收之《吴淞退赴金陵口号》均为误收。
三、重复。经查考，《黄兴集》中所收《关于剿办乱兵情形的通告（1912年4月13日）》和《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4月13日）》二电，是为同日重复，应删去前一篇。又如，该集所收《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1月10日)》《致湘桂都督电(1912年2月10日)》《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4月12日)》（最后一电系将代日韵目“蒸”误成12日）三电，属于异日重复，应删去第一和第三两篇。再如，该集还收有《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4日～10日间)》《复熊希龄电(1912年6月5日～9日间)》两电，亦属于异日重复，应删去后一篇。
四、错漏。由于校勘不严，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也存在不少错漏。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所收《议员责任谈》，经与1916年7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的原文对照，错漏多达30余处。[3]又如，该集所收《教育与实业》一文，经与1916年7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的原文对照，错漏较多，其中错得最离谱之处是，将其中所说的“繁要地点”的“汉口”错抄成“海口”。[3]再如，《黄兴集》所收《在驻沪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答谢词(1916年7月10日)》一文，经与上海1916年7月12日《中华新报》上的原文比对，不仅错漏达17处之多，还有明显的自行删节痕迹。
除此之外，还有因编者所收黄兴的遗著为删节件而非“源件”所导致的错漏。例如，《黄兴集》中所收黄兴《致各报馆电(1912年5月21日)》，录自1912年5月21日上海《民立报》。该报所载此电的抬头是“各报馆鉴”，且未见代日韵目。但经查考，1912年5月24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刊登了此电，格式和内容完整，抬头却是“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各军师旅长、各团体、局所，各报馆鉴”，电末有代日韵目“巧”。“巧”代18日，故黄兴此电日期应为1912年5月18日，是发给各省都督及各军队和社会各界的通电。
又如，《黄兴集》所收黄兴1912年6月23日在上海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系录自6月25日的上海《民立报》。经查，当日大会是由自由党副主裁、《天铎报》主编兼主笔李怀霜主持，所以次日《天铎报》上刊登的黄兴演说词，应是“源件”，而6月25日《民立报》刊登的黄兴演说词是从《天铎报》上节录而来，删节了150多字，只是《天铎报》的节录。
再如，《黄兴集》所收黄兴1912年9月15日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一文，系录自1912年9月21日的上海《民立报》。但经查考，北京《民主报》在此演说的次日，即9月16日就刊登了此演说的文稿。再经比较发现，前者只是后者的摘录，删掉了300余字，且有重要内容被删除，以致部分内容难以得到正确理解。
五、误判。以前发现的黄兴文电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见完整的写作日期，这就需要编者根据文电内容和史事进行考辨。但由于各种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对此也有不少误判的情况。
例如，《黄兴集》所收《与谭延闿致袁世凯黎元洪等电》中未见日期而将其订为“1913年4月～5月间”。但据笔者查考，北京《民主报》1913年2月20日和21日，《申报》1913年2月28日、3月1日和4日的就分别连载了此文，且《申报》刊登的此电末有代日韵目“虞”。由此可证，此电的日期应为1913年2月7日。
又如，《黄兴集》还收有《致萱野长知书（1913年11月4日）》，其末有“初七早”字样，但无年月，该集将“初七”理解为阴历十月初七，故将其日期判为1913年11月4日，实误。据笔者根据日本警方当时对黄兴逐日的监视记录考证，应为1914年2月7日。同理，该集所收《致章士钊书(1913年11月15日)》的日期也应为1914年2月15日。
再如，《黄兴集》所收之《致李鼎新等电》，因台湾“党史会藏影件”中未见日期而订为“1916年6月7日稍后”。但经查，1916年6月28日的上海《中华新报》曾以“黄克强先生祝海军独立电”为题刊登此电，且电末有代日韵目“沁”，代27日。这就证明，此电是黄兴1916年6月27日为祝贺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于是月25日宣布海军加入护国军而发。
（原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邓江祁编《黄兴全集》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