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即位后，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治，在思想领域实行了严密的高压政策，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焚书。不过，他的焚书过程做得比较“得体”，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显得没有水准。
那么乾隆皇帝为何要这样做呢？
一是因为顺治元年（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后，一些明朝遗民在著书立说中表现出悲愤与故国河山之情，有的或明或暗地揭露诅咒清军南下时的暴行，也有的揭露清代宫闱中的丑闻；
二是一些爱国之士在著书立说或上书陈策的文字中，充满了“奴虏”、“故酋”等有损天威的词汇，使他们感到莫大耻辱；
三是满清原本是女真族支属，明代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崛起后自称“后金之汗”，太宗即位后，建国号大清，将后金改为“满洲”。由于建州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明代书籍中称他们为“建州奴酋”或“建州夷”。
清军入关后，满清统治者对这些词汇忌讳很深，也恨不得把所有书籍中的隐讳处全部删改干净才放心。乾隆焚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乾隆焚书，是从大规模征集遗书所逐步引发的，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丰富我国宝贵文化是一大贡献。然而，在编纂的过程中，乾隆一面要全国藏书家提供珍本书籍以供选择，一面却把被认为是词意抵触的“违碍”、“狂悖”之书大量禁绝和焚毁了。
乾隆几次在上谕中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告诉人们不必畏首畏尾，可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征集的遗书由各省纷纷解来京师，数量不下万余种。令人奇怪的是，各省并没有将“稍有忌讳之书”缴送。
为此，乾隆还把地方官斥责了一番，接着便将各省所进之书交给四库书馆详细检查，发现有关“碍者”即行撤出，准备销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还拟定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九则，于是大规模的搜查禁毁的暴行在全国蔓延开来。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方官员先是“刊刷誉黄”，“遍粘晓谕”，造成声势，劝告藏书之家尽量呈缴。继而派出专人，或指定地方绅士，各学生监，深入民间询访，甚至以缴书多少来决定日后的补用名次，以刺激他们肆力搜索。也有规定用钱收买的，江苏省为为此设立了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书。一时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搞得乌烟瘴气。
乾隆查缴禁书，开始时只是缴书，并不去追查印书的版片，后来传谕各省既要禁书，又要毁版，在一省查获，立即飞咨各省，务必要“悉行查缴”。由此可见乾隆焚书的决心。
在这场焚书浩劫中，有很多的个人著作被禁毁，以致于惨遭文字狱冤案。乾隆尤其喜欢抄家、封产。因文字狱获罪的人，抄家时搜出“违碍狂妄”书籍，或罪则更大。
康熙、雍正时期也搞了许多文字狱，杀人并毁书，而乾隆帝的文字狱进而大肆焚书、禁书，由缴禁书又屡兴文字狱。章太炎骂乾隆焚书比秦始皇还要阴险狠毒。由于查禁的面扩大了，涉及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要装的狡猾些，“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看来，乾隆一心要焚书，却又想保留一点好名声，这一点他比秦始皇更为阴险狡诈。
四库书馆虽然以修书为业，实际上还担任着焚书的重要任务。几年间，各地呈进之本中，有词意“悖逆”的书籍被陆续查出，并分次奏缴销毁，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共查出了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查出的这些应毁书籍，同时也开单让各省督抚一体查缴。
乾隆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查禁书籍，共毁掉了多少书呢？无法统计精确数字，但据后人考证，被销毁的书总数应该不下十万部，如果这个数据可信的话，那么销毁的书的总数是《四库全书》著录存目总数的近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