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又并非是全盘否定,火候拿捏可谓恰到好处

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又并非是全盘否定,火候拿捏可谓恰到好处

康熙和雍正这两个父子皇帝,一个宽仁,一个苛严,就好比是冰火两重天。乾隆即位后,意识到宽仁和苛严都不能成为极端。因此他即位后,既一改雍正朝的高压铁腕统治,又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形成了乾隆一朝“宽严相济”政治风格。

乾隆即位后明显地改变了雍正朝的一些政策,主要归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核实垦田升科。

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力的善政。但是到了雍正时期,人口大增,荒地减少,官吏们仍然报垦大量荒地,搞了很多谎报假冒,以邀奖叙。垦田是虚,升科是实,只能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

乾隆即位后即指出:“朕见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

不久,乾隆帝责成地方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以后又规定新开垦的地头山脚、畸零瘠土,免于升科纳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停止清丈土地。

清丈是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赋税,本来也不失为一项善政。但奉行稍有失当,就会侵犯人民的利益。雍正任用宪德为四川巡抚,清丈四川的土地,还特派京官多人,分掌其事,推行峻急,苛派虐民。两年内清丈完毕,全省地亩从23万顷激增至44万顷,几乎翻了一倍,田赋负担也相应增加,引起垫江、忠州一带人民的武装反抗。

乾隆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一上台就以“识见卑鄙,昏聩糊涂”,将宪德(时任刑部尚书)解任,以后,不再大搞清丈增赋的措施。

三,停废契纸契根法。

雍正最重用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创立了契纸契根之法。民间田地房产交易,不准自立契券,都要使用藩司(布政使衙门)颁发的契纸契根。这样,民间交易甚感不便,也给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

乾隆谕令,民间交易,“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输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乾隆很讨厌以严酷闻名的田文镜,他认为雍正最重用的三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最好,李卫次之,田文镜最下。“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这一段对田文镜的职责也隐约地指出了雍正政治的特点和弊端。

四、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

直隶的营田水利和试行井田是雍正和怡亲王允祥的“杰作”,经营多年,耗帑数百万,并无实效。乾隆即位后,撤销了营田观察使,他说:“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

还有,雍正生前在霸州、固安、永清、新城一带,拨出一批土地,试行井田。乾隆认为“古制难复”,撤销井田,全部改为屯庄,“应令按亩完纳屯粮”。

五、停捐纳。

雍正时,西北连年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军务繁忙,耗饷甚多。加上官吏的亏空,庶民的拖欠,财政颇为拮据。雍正竭力整顿财政,但短时期内显不出效果,不得不开办捐纳,卖官鬻爵。

乾隆即位后,和准噶尔谈判成功,西北大规模撤军,省下了大量经费。而且头几年还算是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较好,朝廷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下令停止捐纳,只保留了纳粟入监的制度,永为定例。

当然,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也有改过头的。碰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自己的政策。比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

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食盐。镇江、广州等地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收入大受影响,乾隆的政策不可能逾越统治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他也就改变态度,收起善心,加紧了对私盐的查缉。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乾隆初年的政策,从各方面改变了雍正苛严政治。尽管少数政策碰了壁,行不通。但总的来说,实行宽大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缓和了紧张的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使人们的心情较为舒畅。

乾隆自己说:“从前奉行不善,间有一二苛细者,渐次改除,民情颇觉顺适。”后人记载:“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纯皇帝即位,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换悦,颂声如雷。”

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虚假的歌颂之词,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

乾隆虽然较大幅度地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在人事上却未作大的更换调动。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则不然,他尽量利用老班子,推行新政策。27个月居丧期间,设总理事务处,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参预,这都是雍正的旧人。他也起用自己的老师朱轼,少年时的伴读福彭,年轻有为、颇有锋芒的讷亲以及老臣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事务处,而这些人都是雍正重用的人。

雍正鉴于自己兄弟争立的教训,防范周密,所以乾隆弟兄和前一辈皇子的情况的大不相同,在藩邸时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

事实上,在雍正遗留的领导核心以外,乾隆并无可以引进的亲信人物,除了“用人唯旧”以外,他别无选择。这倒避免了新旧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了推行政策的阻力。当然,旧人之间也有矛盾冲突,如鄂尔泰和张廷玉的门户之争,但他们的势力、影响,丝毫不能妨碍皇帝的权威,乾隆操纵两派之上,暂时不作处理。

后来,乾隆逐步使亲王脱离实际政务,打击鄂、张的势力,重用自己的妻舅傅恒,才算冲破了雍正用人的圈子,形成了人事方面的新格局,那已经到了乾隆十年以后,并非是初政的范围了。

应当指出,乾隆虽多方面改变雍正的政策,但其性质仍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是全盘否定,彻底变革。雍正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措施,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虽也有人建议改变,但乾隆并未采纳,仍坚持实行。

一个杰出的帝王,不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制定政策,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障碍,还要善于作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努力使他们信服并付之执行。

乾隆皇帝就是这样,他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纠之以宽”。可以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是乾隆认定的不二法门。

根据乾隆的说法,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并无差别。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康熙的特点是“宽”,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乾隆说:“昔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

雍正即位,不得以济之以“严”。乾隆说:“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门闾阎之扰累。”

乾隆说雍正的严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的宽纵之弊,而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是出于不得已。这个说法大致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康雍乾祖孙三代,总的制度方针,并无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

乾隆中期以后,很少长篇大论阐述“宽严相济”的道理了,但这一思想,一旦形成,会长久保持其影响。直到乾隆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即乾隆六十年,他在谕旨中还说:“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可见,“宽严相济”几乎和乾隆一朝的施政相始终。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即位,田文镜,乾隆,地方,契根,火候,雍正,政策,人民,民间,观点评论

今日新鲜事后续将为您提供丰富、全面的关于即位,田文镜,乾隆,地方,契根,火候,雍正,政策,人民,民间,观点评论内容,让您第一时间了解到关于即位,田文镜,乾隆,地方,契根,火候,雍正,政策,人民,民间,观点评论的热门信息。小编将持续从百度新闻、搜狗百科、微博热搜、知乎热门问答以及部分合作站点渠道收集和补充完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