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官员的考核方式有很多，每隔三年，对外官有一次大计，对京官有一次京察，此外有履职引见、年终陈述等。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官员考核制度叫“密考”，即秘密考核，由总督和巡抚分别负责，对象是属下的司道官员。只是前者由吏部负责，而“密考”直通皇帝。
“密考”之所以让总督、巡抚各自上奏而不是联合上奏，用意有两个：一是避免督、抚串通一气，蒙骗皇帝；二是希望从中发现破绽，以便找到借口，调查皇帝认为不忠于自己的外官。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中旬，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受命给朝廷上了一道《同治元年安徽江西文武各员密考折》，向朝廷汇报安徽、江西两省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总兵等文武官员的表现。
江西布政使李桓是曾国藩密考的对象之一。李桓出身非同寻常，其父李星沅历任兵部尚书、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等，为官勤政，深受民众爱戴，李桓就是以荫生身份获得道员衔，30岁出头即当上了副省级官员。也许是成功来得太容易，李桓并未像其父一样在官德上下功夫。曾国藩在密考奏折中说，这个公子哥能力不错，也能干事，但太有城府，拈轻怕重，不是个特别有担当的人。
曾国藩还有一个重要的密考对象是江忠濬。江忠濬是湘军早期重要将领江忠源的胞弟。江忠源由浙江秀水县知县累升至安徽巡抚，刚直豪爽，在军事上很有天赋，多次击破太平军营垒，曾国藩当年对他寄予过极大希望。然而，江忠源出道时，太平军势力正盛，后因庐州城破投水自杀，被朝廷追赠总督衔。江忠濬早年随兄长一起参与追剿太平军，累建战功，因此被嘉奖知府衔、按察使衔，同治元年，署理安徽布政使。
密考时，曾国藩对他下了如此断语：“该员……忠诚精细，娴于战守事宜，惟公牍生疏，尚须切实讲求，乃于吏治有裨。”在曾国藩看来，江忠濬军人出身，行军打仗没话说，但干文官，还差一点火候。不过，公牍生疏这种事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总体上看，曾国藩对江忠濬的评价不算低。
此外，曾国藩还有一个密考对象唐义训。唐义训是湘军重要将领，一直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时任安徽皖南镇总兵。曾国藩在密考奏折中说：“该员精细稳慎，徽民爱戴，长于防守，稍欠骁果。”意思是，唐义训是深受百姓喜爱的一个将领，品行上没有问题，并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稍微有所欠缺。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只向皇帝汇报了江西、安徽等地属官的情况，而将富裕的江苏弃之不顾。原因是：其时的江苏南部依然被太平军控制，北部“道路阻隔，文报寥寥”，也就是说，不是他不想汇报江苏官员的情况，而是囿于时局，他没办法干这个活。
其实，“密考”源于康熙时的“密折奏事”。大学士熊赐履退休后一直住在江宁，康熙曾在曹寅进京时叮嘱他“存问”熊赐履的有关情况。一年后，曹寅在奏折中做了详细汇报，包括其出行、读书等情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在给苏州织造李煦的朱批中嘱咐：“朕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不过，康熙时，皇帝的类似指令比较随意，而且特别注意保密，往往只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去干。
雍正即位后，关于其皇位正当性的传闻比较多，加上吏治腐败，朝廷财政入不敷出，他将其父的“密折”制度当作法宝，时有超水平发挥。雍正让官员秘密反映的内容很多，军务、政事、吏治、民情、水旱、传闻，都在其列。对密折如何缮写、装匣、传递、批阅、发还本人等，他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雍正一朝，“密折奏事”的监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康熙时下对上，逐渐演变成了上对下。乾隆对“密考”更是重视到极致。即位之初，他便明谕各地督抚，将各省道府诸员“贤否事迹，各折奏前来，务请秉公甄别，以供朕录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更是要求督抚每年陈奏一次。自此，督抚一年一次密考司道属员便成为清朝定制，一直延续到大清退出历史舞台。
“密考”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古代没有飞机、高铁，也没有QQ、微信，皇帝对地方政事和官员贤庸缺少起码的了解，通过密考可以获得对司道官员的“第一印象”，以便选拔时有的放矢，同时也会对这种级别的官员形成威慑，使他们勤于政事。
不过，这种制度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密考”只有上对下的管理，而无下对上的监督，更无民众参与。如此一来，考核出的结论必然很难客观，也未必得民心。清朝的督抚里有曾国藩这样真心实意为朝廷办事的人，也有唐文尧这样用人参当柴烧的贪官。
曾国藩们可能会将密考结论做得尽可能客观公正，以便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唐文尧们却只会以自己是否获得足够利益来作为衡量标准，将“密考”作为控制下属的工具。
清朝的吏治一代不如一代，原因固然很多，与这种“密考”制度的弊端也不无关系。以“小报告”治国，无论有过多少正例，从大概率来说，终究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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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宇明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