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规矩，凡外省督抚大臣进京觐见皇上，或遇有庆典，都要呈进贡物，作为邀宠的一种手段。就是京城的大吏也往往如此。所以，凡金玉好玩之器，古董斑斓之品，钟鼎书画之件，食用服饰之物，无不充陈于皇上面前。如能献上珍异，讨得皇上欢心，还会有升官的机会。
于是，人人竞奇斗巧，献媚于宫廷，而朝内的权臣太监，也从中渔利。乾隆朝时，就曾两次下令禁止，无奈风气已成，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加上乾隆时其国家鼎盛，各地珍玩像流水一样汇集到了宫中，事实上，大臣进贡的风气就是和珅的推动下，乾隆的认可下而一发不可收拾的。
大臣进贡，自然不会是自己掏腰包，说白了还是百姓买单。这个弊端，英明的乾隆何尝不知，可晚年的他已经陶醉了盛世，不可自拔。嘉庆帝亲政后，马上颁布了谕旨，严禁各省向朝廷呈进贡品。据他自称，他的崇尚俭朴，乃是出于天性。
嘉庆帝颙琰从当皇子的时候，起居服饰就不肯稍事奢靡，读书时每遇年节，送给师傅和兄弟们的，不过是些如意、荷包之类的小礼物，平时往来酬答，也从不用陈设、玩器一类东西相互赠送。他说，对近年地方争奇斗巧呈送珍玩的风气，他实在是非常憎厌。再说，外省督抚进贡的这些物品，内廷赏收的也就一两件，其余的都入了和珅的腰包。
试想，外省备办的这些玉、铜、瓷、书画、插屏等物，哪件不是取之于州县，州县又取之于百姓呢？再说，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如粪土一样，怎能当奇货呢？于是嘉庆郑重宣布，除了朝廷日用必需之物，如东北的貂皮、东珠、人参，川广的药材，江西的瓷器，江浙的绸缎等等之外，所有什么如意、书画、插屏之类的，一律不许呈进，违者以抗命论，绝不宽贷。
嘉庆帝虽然已经表了态，但大臣们还是摸不准皇帝的心思，到底是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要禁？有些胆子大还是想以身试法。嘉庆四年八月，谕旨刚刚颁布不久，福州将军庆霖又循例进贡土物，嘉庆斥责他是在皇考生日之际，让自己触物生悲，十分可恶，但念及他是武职，所以从宽给予革职留任处分，并借此又一次申严禁令，如有再呈送贡物者不仅革职，而且一定从重治罪。
十二月又进一步规定，不准把从西洋贩来的钟表、玻璃等物拿来呈送。且发议论说，拿纹银换这些西洋货，纯属以有用换无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这是天性所禀，并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是天地养人之必需品，钟表不过用来考察时辰，小民从来无此物，又何曾黑白颠倒过？而自鸣鸟一类，更与粪土无异。
嘉庆严令督抚等大员，谁也不要巧取此物，让洋鬼子钻空子。就在同一个月，他又令吉林五年停止采捞珍珠。十九年（1814年）又宣谕，因宫中存货太多，停止再向朝廷进贡云南铜炉、浙江嘉兴炉、湖镜、两淮铜火盆等物品，以免把有用之铜置于无用之地。可见限制进贡的做法，嘉庆帝是贯彻始终的。
其实，嘉庆帝这一举动，未必就像他说的是出于天性。他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已经对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浮华奢靡的恶习深恶痛绝。他深知乾隆皇帝的游乐，和珅一伙权臣的贪墨，已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非下大力气遏制奢侈之风，国家才有恢复元气的可能。所以，崇尚节俭，成为嘉庆帝亲政之始最重要的一个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减轻了民间负担。
当我们提起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时，都能想到他们的赫赫功绩。而到了嘉庆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位的二十五年中，实在是乏善可陈。倒不是说嘉庆帝不想作为，而是他每做一件事都不能进行到底，大多是半途而废。或许只有严禁进贡这件事，勉强算得上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