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山东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刘冠三等人生在高密、长在高密、心系高密，努力推动高密独立，高密的革命运动便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样本意义，更加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辛亥革命前高密的形势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深了民族矛盾。
辛亥革命前，烟台、青岛先后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纺纱、织布、榨油、印染等工业相继建立，家庭手工业逐渐遭到破坏，洋线、洋布、洋油和颜料等在高密城乡畅销。仅“仁和”、“正祥”、“谦祥”、“同德和”4家商号，每月即进洋布200多件，各色花布100多箱。“同聚和”、“德祥”、“义兴”、“天宝楼”等商号，每月即进洋线800至1200件（每件32块，每块约重8斤半）。“义泰号”、“永泰和”2家商号，每月即为“亚细亚”和“美孚”两公司经销洋油约20车箱（每车箱15吨）。
鸦片馆中的情景
“德胜太”、“顺和公”2家商铺，每年为瑞士“汽巴洋行”、德国“谦信洋行”、“爱里司洋行”代销各种颜料，总价值约1万元（银元）。此外，洋火、洋烟、洋袜、毛巾、牙刷之类，都充斥市场。鸦片烟馆遍布城乡，吸烟成瘾者到处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还大量地掠夺原料，仅“德生祥”、“德胜裕”、“东宜栈”、“天台兴”、“仁祥”5家经营出口物资的商号，每年就将高密出产的大豆、花生、鸡蛋等农副产品外运600多车箱。
在帝国主义者的排挤打击下，高密的家庭手工业日渐解体，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破坏，而广大群众的血汗收入则源源不断地被掠走，加深了中外矛盾。
（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辛亥革命前，地主阶级乘着鸦片战争以后的战乱灾荒，大量掠夺土地。在农村，水西王一文等3家地主占地10000多亩。在城里，仅“西同堂”、“南池崖”、“古柏堂”3家地主即占地11000多亩。其他如克兰的赵姓、周阳的邓姓、河流（现属胶州市）的史姓等地主，都各占地三四千亩。水西王一文在20年中，即掠夺土地7000多亩、房屋600多间。史六掠夺土地4000多亩，在胶县城（现胶州市）买了无数的房屋，人们称他为“史半城”。
佃农交租
地主剥削的主要手段是：收地租、放高利贷、雇人经营。地租一般是每亩250斤至400斤粮食，约占土地全部收入的70%左右，还有分租、租草、出工等繁多的剥削形式。放高利贷，月利率有的4分至8分。放粮，有的春放一斗秋还二斗，还有“驴打滚”、“利滚利”、“出门利”等繁多的名目。雇农的工资极为低微，长工每年京钱（即在京城通行的铜钱，一般京钱一文相当于其他地方铜钱两文）低至10吊（一般每吊1000文铜钱，京钱每吊只有500文），女工每年京钱低至3吊。由此可见，当时封建的土地制度不但没受到触动，而且土地日益集中，剥削日益加重。
（三）高密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
高密广大群众一方面遭受着帝国主义者的疯狂侵略，另一方面遭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加上连年遭受水旱虫灾，生活非常困难。因此，自发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各地不断发生。
1899年6月，德国山东铁路公司勘测设计人员抵达高密，开始勘路置标，修建胶济铁路。山东铁路公司不仅买地给价不足，中间商也从中盘剥，农民得到的土地费和补偿金更少，让许多人陷入了破产境地。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世代耕作的高密农民，与土地更有连心之情，所以农民深感切肤之痛。 高密西乡官亭村民孙文、绳家庄村民李金榜，组织起108个村数万农民的队伍，以长枪、大刀、土炮、大抬枪和铁锨、锄、镰刀等农具阻止筑路，拆毁修路设施和雇工住的窝棚，迫使铁路修筑全面停工。在清政府和德军的联合高压下，李金榜进城谈判被捕，发配充军；5月3日，因叛徒出卖，孙文被捕,后遭杀害。虽然孙文被杀害，但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高密抗德阻路斗争更加激烈，到1900年6月，包括高密在内的胶济铁路工程全面停工，德国人员全部撤回青岛。
电视连续剧《濠里人》中孙文（左）带领群众抗德阻路
1900年，德军分别于10月15日和10月23日两次出兵占领高密，对农民展开血腥屠杀。10月23日，德军炮击高密城西李家营，杀害农民20余人；攻打西乡的克兰庄，杀死农民三四百人。10月31日，德军攻打实行联防的东北乡刘家苓芝、郭家南直、杜家沙窝三个村庄，在进攻沙窝村时，杀死乡民300多人，20多家全家灭绝，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遭到严重挫折。沙窝村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先后杀死德军50多名，这是德国强修胶济铁路以来，在高密以至在山东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惩罚。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并未吓倒英雄的高密人民，直到1901年，高密东南乡、西南乡仍有义和团“乘乱聚而滋扰”。
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自1899年6月开始至1901年间失败，前后坚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屡屡给德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德国殖民侵略者认识到“中国衙门好欺负，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展现了高密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在以后的山东路矿交涉和经营中，德国侵略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将铁路北移，绕开高密西乡抗德斗争坚决的村庄，并在修筑铁路时，多留泄水桥梁和涵洞，使高密西部低洼区不致因修筑铁路而壅水成患。同时，他们不在高密西乡设置车站等设施，并采取提高铁路占地补偿标准、组织医疗队免费救治受伤群众等措施，对高密人民做出了一些让步。
电视连续剧《濠里人》中阻路群众自发聚集与清兵决战
后任山东同盟会领导人的刘冠三，今醴泉街道康庄人，早年亲自参加过孙文领导的抗德阻路斗争，吸取了教训，积累了斗争经验。同盟会骨干王林肯（今经济开发区王家苓芝人）、侯芝庭（咸家工业区西侯家人）等人，少年时期曾耳闻目睹孙文抗德的事迹，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深为抗德领袖孙文的英雄壮举所感动，进一步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志向。
这一切，都为革命运动在高密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同盟会在高密的早期活动
以刘冠三为首的同盟会会员分别返回原籍在本地发展会员，建立组织。经过几年的努力，高密同盟会有了较大的发展。
刘冠三先生
刘冠三刘冠三先后介绍家乡进步青年蔡唐卿、蔡自声、侯芝庭等十几人加入同盟会，并把自己的办学经验传授给他们，启发他们大力开展教育救国工作，纷纷集资办学。1907年，蔡唐卿、蔡子韶、蔡自声在蔡家庄创办明德小学。1908年，张金寿、嵇次孟在泉儿头办起萧西公学。1909年，王林肯联合盟友唐寿先在康庄创办英林公学。同盟会员办的学校，学生年龄不限，求学者多是城乡知识青年，教学内容不以识字为主，主要是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经过培养，有的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后来革命的骨干力量；有的从事教育工作，发展地方教育。
王林肯
1908年秋，县学教谕（相当于教育局长）尹曰遴兼任高等小学堂堂长，与劣绅张某、付某勾结在一起，通同作弊分赃。同盟会员王林肯、唐寿先等人向盟友蔡唐卿、蔡子韶、蔡子声、张金寿等人通报了情况，并决定要利用这一事件充分揭露封建官僚们的腐败，激发人们的反清情绪，发动学生群起向学校索要借据，还联合本县新学界人士，推举代表，向曲阜衍圣公府和山东最高当局提出控诉，要求对当事人严肃查处。这在全省轰动一时，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当局和校方追回借款并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但沉重打击了官场上的腐败黑暗势力，使全县民心大快，而且扩大了同盟会在群众中的影响。
高密独立的经过
1911年，刘冠三与徐镜心、丁惟汾等商议，召集山东各界人士在济南开会，决定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响应北伐，并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通电全国，宣布山东独立。
山东虽然宣布独立，但刘冠三认为孙宝琦“官僚不可恃也”， 在自己病情稍有好转时，即亲自赶赴青岛，联合王林肯、班麟书、邓天乙等同盟会员组织武装，扩充力量，准备革命。
清末高密县城南门
而山东独立仅11天，袁世凯便派张广建、吴炳湘到济南胁迫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于是，刘冠三亲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寻求革命对策，被孙中山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回到山东后，刘冠三率领部分骨干同志潜往青岛，组建了同盟会青岛机关部，并被推举为山东临时大都督，重燃斗争烈火。刘冠三和革命同志认真分析了山东的斗争形势，坚定地选择武装起义的正确道路，制订了集中力量攻其一点的正确策略，筹资购械，选精储锐，联络千余人，周密策划鲁东地区胶济铁路沿线高密、诸城、即墨、青州的独立活动。
革命党人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将高密的起义独立定在十二月初九日，即公历1912年1月27日夜。
为使高密的独立顺利进行，在刘冠三的指挥下，王林肯事先率领两名会员潜入高密城，摸清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当时高密城内除了守卫县衙的地方武装外，在南关还驻扎着清军第五镇第十协张树元部的一个陆军连。该连武器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王林肯考虑到同盟会势单力薄，不易取胜，就决定采取对军队和地方政府分而治之的办法。王林肯利用亲友关系，以金钱买通驻军连长，达成发给清兵一个月薪饷、要他们在某日听到枪响时按兵不动的协议。
可王林肯从青岛带来的资金不足，他便找到开明地主张伯铭(明末抗清名将、兵部尚书张福臻嫡系后裔）要求赞助。张伯铭受到开明绅士张缦卿先生的教育和影响，倾向革命，慷慨解囊，捐银400两赞助革命，使得与清兵的协议顺利达成，革命党人得以集中力量攻打县衙。同时，王林肯又将开城门事宜安排好，将同来高密的两名同志安排在离东门最近的劝学所隐蔽，以备届时打开城东门接应。一切安排就绪，他才返回青岛，报告按计划行动。
清末高密县城东门
1月27日夜，负责攻取高密的班麟书、吴鸣岐、马海峤、邵麟勋、王林肯等10多名同盟会员，由青岛乘火车赶到高密城门外。他们到达东门，接通联络信号后，预先埋伏在劝学所的同志擒住守城的卫兵，顺利打开城门，同盟会员直取县衙。他们砸开县衙后，手枪、炸弹齐鸣，杀声大作。知县王鉴清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魂飞魄散，慌忙爬起来，从后门狼狈逃窜。进攻高密的战斗，革命党人及民军无一伤亡，也未有大的惊动商民的行为，异常顺利。同盟会员占领县衙后，连夜布置，召开大会，出示布告，宣布高密脱离清廷，实行独立，推举攻城有功的班麟书为临时司令，一切大权由临时司令行使。
高密牌坊
近在丈岭、手握重兵的清军协统张树元听说高密独立，立即调兵遣将，前来镇压。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同盟会员们又孤立无援。已进入高密城的革命党人见此形势，认为如果勉强应战，即使一时站住脚，高密交通便利，清军增兵可朝发夕至，最终也难以取胜；既然硬拼不利，倒不如撤出，避开敌人的锋芒，以保存实力。
于是，王林肯与班麟书等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于1月28日主动放弃高密城，撤至诸城与青州方面军会合，高密第一次独立失败。
高密第一次独立失败的原因
高密独立失败的原因较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四条：
一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没有像孙文抗德那样组织起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仅仅依靠本地同盟会员从外地“输入”战斗人员和枪械，革命党力量显得过于单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因素，不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如独立时，反动武装一反攻，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仅有10几人的革命党人就只有弃城一条路可走，根本无法立足。
革命尚未成功
二是没有建立一支革命党人自己的武装队伍。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组成的革命党人，长于组织策划，但不擅于一线实战。他们缺乏统一的训练，加之缺少枪械，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因此，在没有革命党人自己掌握的武装队伍的情况下，在事实上，起义就是以一幕幕悲壮的史剧激发群众，提高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革命的影响，为最终推翻清政府积累胜利因素。
三是面对的敌人过于强大。清军在距高密城西边不远的丈岭车站驻有重兵，即北洋新军第五镇第十协。协统张树元系北洋新建陆军随营德文学堂肄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是北洋军阀皖系重要将领，后来担任第五师师长，署理山东督军兼山东省长。该部队是当时国内最精锐的正规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革命党人根本无力与之对敌。
四是同盟会的组织纪律性不强。同盟会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型组织，其政治宗旨、组织体系的理论化、科学化需要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加以贯彻和维系。但是，同盟会会员以学生为骨干，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多无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人微言轻，难以左右局势，无法开展深入的活动。加之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同盟会只能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其首领人物无力加强对各级组织和会员的领导，致使“同盟会组织涣散，没有严格纪律，干与不干，任从自便”，会员们“有的积极工作，有的无工作表现”，影响了革命斗争的开展。
高密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影响
高密宣布独立，实行自治，是山东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打击封建统治者、推翻满清政府，促进人民的觉醒、推动民主共和都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
一是教育了人民群众，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高密的一系列活动教育了人民，尤其是高密独立，使人们看到，堂而皇之的清王朝高密知县，被仅有10余人的革命党人未费多大力气就赶下了台。独立时间虽然短暂，但对唤起高密人民的觉醒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参议员、众议员选举问题上，老同盟会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联络一些进步力量，反对封建豪绅——满清遗老任某的候选，结果同盟会员邓天乙当选为高密县的候选人，并进而当选为国会候补议员。这区区小举虽然无补于大局，但说明群众的民主意识已被唤醒，并已成为自觉行动。
二是确立了高密革命运动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高密革命党人是山东省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和骨干。“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冠三。”这句话虽然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基本上是刘冠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以刘冠三为首的高密革命党人，在运动之初就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千方百计地搞好山东全省斗争的策划组织，而且亲赴各地，在各次具体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刘冠三后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临时省议会副议长，领导山东革命工作；山东独立失败后，他赴上海谒见孙中山，临危受命，被推举为山东临时大都督，负起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王林肯分担高密、诸城、青州三县的独立工作。革命党人在主动撤出高密时，一部分北去烟台，壮大了该地区的革命力量；另一部分撤至诸城，参加了诸城独立。诸城独立失败时，邵麟勋等数名高密同盟会员牺牲。
另一方面，高密是全省革命的模范和重要联络中心。1908年“孔子借钱案”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高密同盟会的斗志，同时对山东各地同盟会的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诸城、日照、平度、即墨等地同盟会会员不断利用往返济南的机会，在高密聚会，大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为了给外地同盟会员提供方便，并确保其途经高密时的安全，高密的同盟会员们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绅士张缦卿的大力支持，在他家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负责聚会及外地会员的食宿住行等接待工作。
革命工作进入武装起义阶段时，高密同盟会还负责诸城、平度等地同盟会去青岛购枪的掩护、保管和运输工作。当时，高密实际上已成为山东各地同盟会的革命联络中心。也正是由于看到了以刘冠三为首的高密革命党人的积极努力，孙中山才委他以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由刘冠三等陪同沿胶济线赴青岛，途经高密，特意停留了半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先生向负责组织迎送工作的高密同盟会会长侯芝庭赠送了一张全身照片，亲题 “高密同盟会留念”，并勉励众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可见，在孙中山先生心中，对高密的革命工作评价是很高的，对高密的革命同志是寄予了厚望的，应据此肯定高密革命运动在山东、全国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是锻炼和造就了革命党人。以同盟会员为主的高密革命党人普遍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并在以后的各项革命斗争中继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刘冠三于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任众议院议员，同徐镜心、丁惟汾等人联合反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1914年吴大洲、薄子明等在山东举义倒袁，他由北京回山东参加斗争。1916年首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17年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山东招讨使，负责全省军务，协同南方革命军北伐。此间，他督师徐州，击败山东督军张树元部。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刘冠三再次担任众议院议员。
王林肯于1916年后，到济南与部分省同盟会员组织水利协会，主编《山东水利志》，后去黄河河务局任职。“五四”运动后，又创办《醒报》，自任主编，进行新文化运动宣传。他是地下国民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北伐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王林肯即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在国民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时，拒绝登记，自动退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林肯又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人民革命政权的建设工作，并由陈毅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局参议室秘书长，山东省人民代表，山东省文史馆副馆长，民革山东省副主委，山东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马海峤
另一位参与高密独立的同盟会员马海峤，名鸿功，字登瀛，今醴泉街道马家庄人，后成长为国民革命军中将。蔡自声，今醴泉街道蔡家庄人，历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李廷璧，曾参与光复登州、黄县的斗争，后被任命为（烟台）山东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其他参与过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经过血与火的锻炼，在当时和以后的社会活动中也发挥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青年时期的蔡自声
高密辛亥革命是山东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党人领导的高密独立，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