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蒙古，明朝的确花掉了太多精力，纵观整个明朝，几乎一直在和蒙古打打停停，纠缠不清。为了对付蒙古，明初洪武帝和永乐帝先后多次出兵北上，但收效甚微，到了后来便只能依托明长城和九边重镇严密防范。而到了清朝，朝廷与蒙古的关系却处理的非常好，除了评定准噶尔之外，清廷几乎没有对蒙古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其实倒谈不上清朝比明朝有多么先进和聪明，这其实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明朝与蒙古乃是天然敌对态势，清朝与蒙古则为天然友邻
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在了敌对之中，大明毕竟是在推翻蒙古统治后建立的，自然而然便将其视为了敌寇，因此在大明建立之后，除了对已经投降的蒙古诸部采取笼络之外，洪武帝和永乐帝都选择了多次北伐，意图彻底摧毁蒙古残余势力，这种态势至少在明初的百年之内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对于蒙古诸部来说，虽然他们元朝已经完蛋，且各部已经基本处于分裂态势，但黄金家族的后裔和有为的蒙古贵族却并没有忘记祖先的荣耀，仍然想要恢复曾经的辉煌，虚弱时期自然蛰伏于草原，可一旦强大起来便有南下的趋势，双方自然也就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清朝则不同，寻求更多的入关机会和确保侧方、后方安全，从皇太极时期开始便对蒙古采取积极拉拢的政策，且采取的方式便是和亲，清朝皇帝的后宫嫔妃中便多有蒙古女子，而同样多有满清宗室女子嫁给蒙古贵族。双方以和亲为基础，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之后的时期中，同样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同样，蒙古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库图克图汗被清廷赶走并最终病逝，孛儿只斤·额尔孔果洛额哲献传国玉玺投降开始，蒙古黄金家族便彻底失去了对草原的统治，除了康熙时期的准噶尔部之外，其他蒙古对于恢复祖先荣耀已经无从谈起，如此一来对清廷的敌视态度便也有所下降。
根源上的敌视和友好，再加上明朝和清朝不同的民族政策，以及蒙古诸部的现实情况，这是造成明朝和蒙古天然敌视，而清朝和蒙古则天然友好的主要原因。
对蒙古不同态度导致的结果
这点基本上是上一条的延续，由于天然的敌对和友好，导致明朝和清朝对蒙古各部完全采取着不同的措施，明朝基本以打击和防范为主，而清朝则以拉拢和巩固为主。
由于明朝的单一民族政策，虽然北元黄金家族的统治已经瓦解，但却始终将其视为异族，加上双方一直以来的矛盾和冲突，不论是明初时期采取积极主动出击、打击摧毁为主的策略，还是明朝中期以后采取的严密防范策略，明朝和蒙古一直以来便视对方为敌人。即使后期双方矛盾有所弱化，也开启了一定层次的交流，但却极为有限，明朝仍然延续着防范的策略。再加上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以及以农为主的治国方式，明廷也很难重燃向北、向游牧为主的蒙古诸部扩张的动力，双方的这种交流基本停留在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层次上，这种关系其实并不牢靠。
清廷则不同，由于一直以来的保持的良好关系，清廷对蒙古采取的措施则是以拉拢和巩固为主，由于民族政策的不同，清廷基本将蒙古作为了自家后院，双方的交流乃是上下级之间的交流，清朝的皇帝乃是蒙古的“天可汗”，如此一来便建立了相对巩固的君臣关系。而清廷又通过为其设置“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固定在了一定的区域，没有清朝皇帝的命令根本不允许随意迁移，从而根本上杜绝了蒙古人宠信聚拢和发展的可能，而这种“盟旗制度”同样使得蒙古诸部抵御天灾能力大大降低，遇到灾年，蒙古人只能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清廷的救援，这使得蒙古各部更加依赖于清廷。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明清两朝，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总是扩张最快、最大的时期，而汉人政权统治时期即使有所扩张，也极为有限。这便源于双方治国方略和民族政策的不同。
俄罗斯的东扩，导致蒙古周边形势复杂化
1582年，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开始了在西伯利亚的疯狂扩张；1600年，沙俄势力到达贝加尔湖一带，占据了贝加尔湖北部和西部地区；1639年，沙俄到达鄂霍次克海，势力抵达太平洋沿岸。可以说，俄罗斯的东扩彻底搅乱了草原上的格局，此后蒙古各部再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向北发展了，退路已经被完全堵住。
而在准噶尔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更是和沙俄沆瀣一气，意图从北部和西北部对大清施压，在分裂西域的基础上压缩清廷的影响范围。准噶尔东侵和沙俄的南下，使得喀尔喀蒙古各部危机重重，他们只能选择归顺更加友好的清朝，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在清朝和沙俄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之后，双方基本划定了东北和中部的边界，双方的争夺重点开始集中于西域地区。此后，趁着准噶尔汗国内部爆发天灾、民不聊生之际，乾隆迅速出兵彻底消灭准噶尔部，征服天山南北，将其统治区域彻底纳入治下。
在明朝时期，蒙古的北方还没有出现俄罗斯这样的巨大威胁，他们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于南部的明朝，一旦不敌明廷，他们完全可以向北撤退，一直撤到明朝根本无法、无力打击为止。而自从俄罗斯东扩之后，蒙古中部的喀尔喀部面对压力只能选择投靠更加友好的清廷，而西北的准噶尔部和沙俄之间也很难说究竟谁利用了谁，敌对的他们最终也被清廷所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