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和珅始终都是那副贪赃枉法，又善于溜须拍马的贪官形象，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和珅的起家史。作为史上巨贪，和珅少年时期因为父母双亡，家境极为潦倒，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乾隆的重用，固然有其自身才能的原因，但同样与乾隆年间的用人原则息息相关，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和珅之所以能够坐稳位置，竟然是因为其屡次肃贪所展现出的能力。
乾隆为遏制满人汉化，用人实行满人至上原则
满清入关以后，面对数量庞大的汉人，为了防止满人迅速汉化，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来都在强调满人在语言、风俗、婚姻等方面的独特性，但为了稳固统治，他们却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从顺治帝开始一直到雍正帝时期，都在不断强调满汉一家。
清朝初期，为了迅速稳定统治，确保江山稳固，从顺治帝开始，便不得不对汉人采取笼络措施。在用人方面，顺治帝强调“不分满汉”，例如在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便曾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又如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康熙帝不仅延续了这种思想，而且更加注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在重用汉臣的同时，一再强调重儒学、兴礼教，甚至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并曾扩充江南地区科考录取名额，从而增加汉人当官的机会。
雍正帝在位期间，同样在用人方面采取了“不分满汉”的原则，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李卫、张廷玉便皆为汉人，而田文静则是汉军旗人。
不过，清朝统治者虽然重用汉人，但却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汉人不能威胁到满人的统治。到了乾隆时期，他发现虽然一直以来统治者都在强调满人不能忘本，但面对数量庞大且拥有文化优势的汉人，满人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始了汉化。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清朝初期的科举制度中，曾专门设有一个翻译科，只要满人能够懂得满汉语言之间的翻译，那便可以录取。然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竟然已经没有办法招到足够多会满语的人了，以至于不得不取消了该科。
于是，为了扭转满人全面汉化的局面，乾隆在用人方面开始采取“满人至上”的原则，即在官员选拔方面，全面加大对满人的政策倾斜，从而进一步确立满人的优势地位。如此情形下，只要你出身满洲，拥有一定才学，那么很容易便能获得高位。
出身满洲且才学出众，和珅很快便迎来了机会
虽然乾隆在用人上大肆对满人倾斜，但以当时满人的才学来说，想要通过科举来跟汉人竞争，显然不太可能。因此，除了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官职的满清贵族外，当时满人进入朝廷的一个很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当皇帝侍卫或翻译，进而获得机会被提拔，而和珅正是通过此途径得以入朝为官。
和珅出身满洲正红旗，本名钮祜禄·善保，其父常保虽然是福建副都统，三岁丧母，九岁丧父的他，幸有老家丁和父亲偏房的保护，才与弟弟和琳免于赶出家门。或许是由于家中变故，和珅自幼便极为勤奋，不仅考上了咸安宫就读，而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更通读四书五经，深得老师吴省钦、吴省兰喜爱。不甘平庸的和珅，甚至还费尽心机的搜集乾隆的诗作文章，刻苦模仿乾隆的字体。
虽然和珅才学出众，但却屡试不第，深知科举弊端的老师便劝其另谋出路，并将其推荐给了正黄旗护军统领冯英廉，冯英廉见和珅样貌出众且颇有才华，而自己则没有孙子，便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孙女嫁给了十八岁的和珅。
正是凭借冯英廉的关系，和珅不仅以文生员的身份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而且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了三等侍卫，并被挑选为补粘杆处侍卫。到了这一步，和珅终于得到了接触乾隆的机会。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将要外出的乾隆帝因为轿夫们突然找不到黄盖，而随口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对于这句话，周围的侍卫全都傻了眼，根本没人能听懂皇帝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和珅应声回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正是这句话，引起了乾隆的兴趣，当即将和珅叫到了面前，见其容貌周正且颇有才学，当即便起了爱才之心，为了进一步观察和珅，看其是否真的是个可造之材，乾隆当即便将其调到了自己身边充作侍卫。
和珅因才能获得光速提拔，身为巨贪却因肃贪坐稳位置
由于善于为人处世，再加上凭借早年积累的知识，对乾隆帝的百般讨好，和珅很快便讨得了乾隆的欢心，而乾隆见和珅的确颇有才能，因而开始对其予以重用，于是和珅开始获得光速提拔。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月被擢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御前侍卫，并被任命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和珅又被任命为了户部侍郎，三月被任命为了军机大臣，四月又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充任国使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这一年，和珅不过才26岁。
由于和珅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频繁获得提拔，这一年也被称为了“和珅年”。不过，由于年纪轻轻便官居要职，和珅难免会受到一些官员的嫉妒，再加上该年发生的“安明案”，导致和珅被文官们轮番弹劾，但凭借乾隆的宠信，和珅非但没有受到严惩，反而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又被任命为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又兼步军统领。
和珅也清楚，仅凭皇帝的宠信根本无法坐稳位置，他必须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才行。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以巨贪出名的和珅，竟然是通过肃贪来证明自己能力的。
和珅先是以“文字狱”大肆打击文官群体，又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弹劾阿桂之子阿迪斯贪赃枉法，并查获阿迪斯贪污所得的金银八箱，结果阿迪斯被发配伊犁充军，阿桂亦被官降两级，和珅更是皆此案大肆打击武将集团。
不久，“黄枚案”又爆发，经查黄枚的家产高达十二万两，黄枚乃是阿桂义父，结果黄枚被就地正法，阿桂也被牵连了进去，只是因为其在外带兵，这才没有受到惩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粮储道海宁又告发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乾隆又命和珅和喀宁阿前往查办，后经查证属实，于是乾隆下诏将其夺官拿办。此案后，和珅被任命为了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不久又任命为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并将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一时间宠冠朝堂。
如上所述，和珅之所以受到重用，即有乾隆时期“满人至上”的大背景，亦是因为和珅自身颇有才能，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荣宠不衰，身为巨贪却依然受到乾隆重用，却是由于和珅所表现出的绝对忠心，他不仅对乾隆的指示不问缘由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在生活上也能无微不至的关照，完全就是一副忠仆伺候主人的情形，对于乾隆这位年近古稀、精力不再的老人而言，这样的臣子又岂能不讨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