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要做圣贤的曾国藩，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号叫“曾剃头”，而这个称号正是与其在长沙的大开杀戒有关。曾国藩被夺情启用之后，奉命在湖南组织团练练兵，当时的湖南可以说已经相当混乱，不仅有太平军为祸，就连其他会党也趁机作乱，为了改善当地治安，曾国藩便来了一个“乱世用重典”，凡是与乱党有关之人一概从重处罚，数月间便处死了两百余人。
湖南的乱局，曾国藩的乱世重典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至咸丰二年（1852年）时，已经渐成清廷心腹大患，朝廷虽然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兵围剿太平军，然而这些已经腐朽的武装根本不堪一战，眼看半壁河山就要沦陷，清廷无奈之下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以地方团练遏制太平军。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曾国藩被“夺情”起用，奉命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到咸丰三年（1853年）时，曾国藩凭借着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组建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
当时的湖南局势极度混乱，因太平军的缘故，当地很多官署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而混乱的环境下，一些当地会党也趁势作乱，更有土匪恶霸、地痞流氓趁势为祸，这些人虽然势力不大，可一旦处置不好，便会酿成大祸。于是曾国藩便成立了“湖南审案局”，采取“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意图扭转当地治安，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曾国藩明白，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采用正常方法已经无法遏制局面，因而他的“乱世重典”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命令各地团练可以直接捕杀或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开始还交给湖南的首县善化县审理，但由于担心地方官吏腐败无能、办事效率低下，后来便全部交由“审案局”处置，而“审案局”也就成为了专门审案和杀人的地方。
数月间斩杀两百余人，“曾剃头”称号的由来
曾国藩的衙门虽然叫“审案局”，但实际上审案的过程却极为简单，他的处置方式只有八个字“从速从快、从严从重”。
“审案局”办案不依照任何法律条文，甚至不需要充足的证据，只需要以地方士绅的言辞和要求为依据，稍加询问、立即结案，而对于处罚方式，更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者鞭之千百”，于是凡是被押解到审案局的“犯人”，几乎是没有活着走出去的。
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子，将抓获的犯人关在里面游街，游街后连人带笼子扔到一边，任其风吹日晒、饥渴交加而死。等到尸身发臭，才派人收拾。
那么这种“重典”之下，有没有造成冤案呢？显然是有的。时任长沙知府的苍景恬在回忆录里便有记载，曾国藩曾因一个错案，而错杀了至少四人，那是一个典型的冤案，但曾国藩却将好人杀了，将坏人放了。
既然会造成冤假错案，曾国藩又为何要如此做呢？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方面企图以雷霆手段，制造恐怖氛围，阻止当地百姓暗中支持太平军，从而确保太平军无法向湖南地区渗透，并遏制当地匪帮的做大。另一方面则迫使当地百姓重新回到旧有秩序当中，使其剔除摆脱统治的想法。
可以说，曾国藩对局势的叛乱还是很准确的，事实上重典之下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效果，在他的残酷镇压下，已经发动的起义尽数被扑灭，而正在酝酿的起义也已经销声匿迹，当地治安局势有了较大的好转。
然而，曾国藩的如此雷霆手段，却遭到了舆论的强烈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夫”的称号传遍湖南乃至全国。对于此，曾国藩上书朝廷，称“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咸丰帝阅后批示“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诛净尽”。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曾国藩“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余人”，虽然起到了一定效果，却导致“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再后来，因与当地绿营兵的矛盾，曾国藩不得不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了湘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