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以来，关羽这一历史人物经描绘、刻画、传播和演绎，被世人尊称为“武圣人”，得以与孔子比肩，成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体系中重要的神灵。
现代学界对关公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对关公信仰的考证溯源、发展历程和功能影响的探究成为当时学界的几大热点。郭松义、胡小伟、柴继光、孟海生、蔡东洲、文廷海等都曾撰文，试图厘清关公信仰的起源与发展演化过程。
后从长时段、宏观性角度逐渐向微观性、地域化方向转变，从限于对不同朝代所形成的各种文献资料的细致梳理这一单一的历史学范畴转向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
近年来，较多的文章对地域性关公信仰的传布情况、仪式活动、民众参与以及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文希望讨论的，主要是关公信仰为何在清代荆州兴盛的这一问题。除了小说《三国演义》及相关题材戏剧、影视剧中关公与荆州渊源的叙述造成的影响，此外还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1.关羽对荆州地区的信仰
关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后成为由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相统一中层累塑造的核心神祇。建安六年关羽随刘备投奔荆州刘表，至建安二十四年在当阳牺牲。
关羽这一历史人物在荆州这一方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关羽相关的历史遗迹、遗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荆州俯拾皆是。
胡小伟认为：“关帝信仰发源于荆楚地区，兴起于民间，它经过历史积淀，多方力量协力倡导最终呈“米”字形态的空间格局。”
彭志敏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民间心理、文学加工和宗教渗透等不同因素，关羽崇拜起源的真实情况最终变得扑朔迷离。
其在《关羽崇拜起源地考》一文中，认为关羽信仰是最初仅出现在荆州的民间祠祀活动，经由佛教传说的逐步渗透和圆融，终由荆州向周边区域扩展开来。
对于关公信仰起源于荆州，依据此前的研究和进一步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关羽生前围绕荆州所展开的一系列事件与信仰起源这两者之间存有很大关联。关公戎马一生，荆州可说是其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
根据《明统志》中对“荆民质直好义，不事夸诈”的描述，可知质直而好义的荆州百姓将会对这位镇守荆州、保境拒敌、忠义报国的将领保有较为特殊的感情：他们深受其惠，对其牺牲感到悲痛，对其忠义和勇猛深致敬佩，希望关羽的英灵能够继续庇护一方生灵。
由此被荆州当地百姓所拥护、传颂和信仰；其二，荆州地区素来“信鬼好祠”；其三，在关羽死后，荆州曾发生大疫。不仅如此，荆州在整个六朝时期亦是频发瘟疫。
著名道教学者李丰懋就曾指出在六朝时期，时人大多认为瘟疫的流行与败兵死将有关，败兵之将大都因此而被崇奉为鬼主或瘟神。
关公信仰或源起于此。关羽生前既与荆州关系紧密，身后荆州民间又兴起早期的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关公信仰。
总之，关羽与荆州、荆州与关公的渊源深厚并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发展。
关羽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其被神化根植于特有的社会土壤。关公信仰在荆州兴起和进一步发展，这都与荆州素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习俗有关。“信鬼好祠”是荆楚民风的一大特点。
《吕氏春秋·异宝》记载：“荆人信鬼。”《淮南子·人间训》曰：“好事鬼也。”《汉书·地理志》在记述楚地风俗时亦云：“信巫鬼，重淫祀。”
这一文化传统基因深深刻在荆州这一片土地上。基于对唐宋文献资料的解读，蔡东洲和文廷海在其文中指出荆州民间最初的祀关活动属于“祀厉”。
在中国传统信仰当中，有勇猛之人横死则化为厉的说法。实际上，“祀厉”一说由来已久。许地山最早就提出关羽信仰可能属于厉鬼信仰。这一信仰的出发点则在于关公横死临沮，一腔愤懑，荆州百姓希望通过小心供奉，求得避祸免灾。
另一方面，抑或是荆州百姓对关公报以温情与敬意，希望他英灵不泯，继续得其庇佑。不论荆州民间最初祀关的出发点是避灾还是求福，总之，关公信仰得以在荆州兴起、兴盛，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荆楚“信鬼好祠”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
学界一般认为，关公信仰最初起源于隋唐时期，至迟也于唐代中期以前被荆州百姓所祭祀，由来已久。历史上，关公形象不断演变，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进一步生成更为全能的形象。
这一过程即为关公信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历史纵深中关公形象的梳理，可知开皇二年，关羽被立为伽蓝神，第一次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
唐代建中三年关公首次正式列入到官方祀典，关公信仰进一步创立。到宋代，随着封赐的次数逐渐增多，关公信仰继续发展。明清时期，关公信仰达到鼎盛时期。针对一千多年来关公信仰的发展，胡小伟更是明确指出：“高潮在晚明，顶峰则在清末”。
清代关公信仰之盛，清代荆州关公信仰之盛，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清朝官方大力推崇，统治者对关公频繁的加封赐号。关公自身所具备的忠诚、智仁、信义的系列品质，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道德型礼教观和伦理型仁政观相契合。
1.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关公的加封
清朝入关后，就有八位皇帝曾先后13次加封关公。其中，顺治九年，关公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敕封其三代为公爵：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关圣夫人为九灵懿德肃英皇后；乾隆元年，高宗封其为“山西关夫子”，乾隆三十三年加封其为“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八年后又再次加封关羽为“忠义侯”。
2.表现在对关公庙的建设和修缮
“关帝在清一代尊崇备至，各省、县皆有庙，其祀典与文庙。”据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五《建置、坛庙》记载：“江陵关庙不啻数十所。”
此外，通过整理《荆州府志》光绪六年刊刻本可以发现，在清代官方的积极主导下，荆州关帝庙重建、增修频繁，受到皇帝的直接关注的敕建也有发生。
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南门内关帝庙遭大水浸损，清高宗下旨修整，耗资银两一万六千余两。乾隆皇帝不仅亲题庙额，御赐对联：“军府旧开牙，授命成仁心皦日；神牌新表额，御灾捍患水恬波。”
雍正三年，以“太牢”祭祀关公成为定制，从而与孔子享用同等规格的祭祀仪式。咸丰四年，关帝祭祀仪式升为仅次于祭祀天地、宗庙的“中祀”，并添设舞佾。关帝庙作为供奉和祭祀活动开展的最主要的场域，是关公信仰的重要物质载体。
官方对于祭祀关公的场域和活动的重视和规范，进一步推动了关公信仰的发展。
四、关公职能的逐步完善
历史上，关公由侯为王、再由王为帝，后登上神坛，逐渐演变为万能之神，身兼武神、财神、各类行业神等，出现“一神多职”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关公庙宇遍布，成为中国古代最广泛的民间信仰。
由于洪武二十一年武成王庙被废止，关公地位在国家祀典中得到提升，军队中武成王神的地位逐渐被关公所代替，从明代始关公成为武神。
从地方志的所载中可看出，关公在清代作为武神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常有其在战事中“显神助阵”带有神迹色彩的记载。
碑文佥曰：“此神灵示现也。”此外，关公为大家所熟知的另一个神职即为财神。神性角色一旦被赋予财神功能，其信众来源将会更加广泛，信仰的空间也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扩展。
关公作为上至国家、下至百姓在千年历史中共同缔造的一个神灵，其万能神还体现在雨神、会馆神、治安神、科举神以及关公故里范围内较为特殊的生育神等形象。
五、总结
关公形象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关公作为集开放性与功利性于一体的神祇，更易受到民众认同。
除上述缘由外，此函数关系还包含儒释道三教共同的推崇；清代市民文化繁盛，戏曲、三国类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盛行以及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
关公信仰在清代荆州的发展具有深厚的信仰土壤，基于是时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基础等各方面基础。同时又对清代荆州地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