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产生于明末清初民族斗争极其尖锐的年代，是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的总称。
随着20世纪初清朝覆灭之后，他们就失去了民族斗争的目标，迅速从坚持反清复明的团体蜕变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争取的力量，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敌人。这是基于其阶级立场与利益而做出的转变。
在民国时期，人们所提及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往往是指袍哥会、青帮和洪门。其中，起源于清朝末年的袍哥会，一度还被称为民国最强帮会。
袍哥会的起源
17世纪40年代，随着清军入关，清朝取代明朝政权，并开始对汉族采取武力镇压之后，汉满两族的民族斗争就变得尖锐了起来。
而这些民间力量中，最具规模的组织可以说就是“天地会”。后来很多的帮会基本都是从天地会中演变出来的。比如，袍哥会，也称哥老会，就是天地会在后来的发展中，分出来的一股基本力量。
袍哥会是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在四川的通称。它最早从天地会中区别开来，是在咸丰年间。其标志就是以四川为主战场、由李永和、蓝朝鼎、李蓝领导的历时6年的农民起义。
从这样的称谓中可以看出，袍哥会在起初，是标准的由汉人组成的“反清复明”民间秘密组织，同时也是旧时民间封建性的互助团体，往往服务的是底层群众的政治需要和生活互助需要。
随着大量下层群众蜂拥参加了袍哥组织后，四川当地的士绅富户们为了保家，也陆续加入到了其中。到了1911年，四川的袍哥组织已经深入到了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
其中，全省各地纷纷组织起来的保路“同志会”，组建起来的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都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引导农民推翻清朝政权。也可以说，同盟会正是利用了袍哥会在四川的强大势力，使得战火得以蔓延至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
袍哥会的形式
袍哥会的组织形式，在四川全省各个县市都是相类似的。其提倡的组织形式，是横行组织，也即所谓的“兄弟道”。
而除了整个组织都要信奉的信条之外，袍哥会对联络聚点，以及内部的划分，也有明确的界定。
在最开始，袍哥会将联络的聚点称为“山头”或“香堂”，但随着参加的会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后，这样的称呼就被“码头”所取代了。
义字堂口是有钱的贾卖客商，礼字堂口则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而区别于仁、义、礼三堂的智、信两堂，则是由旧社会“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构成的。
除了“五堂”的划分外，袍哥会每个堂口的组成份子，还有“十排”的界定。
头排作为每个堂口的首脑人物，其内成员均被以“大爷”称谓相称。除了有落到实务的“龙头大爷”、“坐堂大爷”、“执法大爷”之外，头排里也有不管大事的“闲大爷”。
二排则基本只有一个人，往往是每个堂口推举出来的正直又重义受信的老好人，被称为“圣贤二爷”。但其往往在码头上起不到大的作用。
五排的任务则相当复杂，不仅有对内的礼仪掌管，还有对外的联络外交。所以内部也按各自的职责分为“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
六排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主要带头人物被称作“巡风六爷”。
八排九排的人则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主要在码头上跑腿办杂事。
袍哥会的发展
袍哥庞大的势力和人数，在中国社会的帮会组织中，也可以说是极其少见的。
从这些数据中就足以窥探到，民国时期，袍哥会在四川当地强大的权势与地位。甚至根据有关记载，袍哥会在平时的婚丧、寿宴等的活动中，都有着极大的排场。
比如，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1946年夏季，袍哥协胜公的二大爷在成都病故时出现的“去世一人整个成都城戴孝”的盛况。
而袍哥会除了设置灵堂外，也在沿街码头都设置了香案路祭，甚至举办了达一万多次的流水宴席，将整个丧葬流程延时了七天七夜。全程共计消耗资财多达四十万大银元，而这些仅仅依靠成都市和有关县的袍哥送礼便可筹集。
袍哥会在民国时期，有“最强帮会”之称。其规模和权势之巨，在我国帮会组织的历史中也都是罕见的存在。
其中就体现在袍哥会在四川的成员，就达到了1700万之多，甚至还出现过“去世一人整个成都城戴孝”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