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鸦片战争打开了封闭中国千年的大门，战争以清朝战败并割地赔款而告终。经济状况本就出问题的清政府，现在更加捉襟见肘，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也让之后的中国历经了百年屈辱的历史。
很多人都知道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慢慢开始走向衰落。但其实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财政就面临许多困难。“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难以维持日常用度，尤其是随着支出项目的不断增加，财政平衡被打破，情况也日益恶化。
这种经济模式使得朝廷努力将臣民束缚于地上，从而维持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作为农民，他们天然的与土地紧密相连。这个时候的王朝财政很大一部分依靠直接农业税制度。
康熙之后，每年财政结余约500万两，到乾隆之后每年结余100万两。照此推算，到1839年，累计结余应达近10亿两，如果加上捐纳、报效的收入，结余应该更多。
但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前，国库存款不超过2000万两。国家的存银日益减少的原因在于政府财政中有很多临时开支。
另外在拨款赈济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官吏的腐败现象。乾隆后期，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和贪污现象十分严重。所以鸦片战争前，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基本持平的情下，清政府实际的财政状况，应该是没多少的。
比如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之乱，乾隆年间的两次金川战争和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均使兵饷等费用急剧增加。
乾隆朝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支出的军费都不小，第一次金川之役，2000万；清缅战争，900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7000余万两；廓尔喀之役，1052万两；台湾之役，800余万两。嘉庆朝镇压两次起义的军费开支更高达2亿两。两朝合计达银3.5亿余两。
1840年，英国侵略者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鸦片贸易，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事项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对于清朝而言，鸦片战争不仅暴露了清政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诸多弊端，而且也引发了清政府财政状况急剧地恶化。
自此，清朝的财政支出项目中第一次有了战争赔款项，也为以后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获取赔款开了先河。
另外，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时所用的军费，预计因鸦片战争直接所受的经济损失应该接近上亿，所耗银数已接近国库三年全部税收的总和。
1857年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又沿海北上攻入大沽口。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还是以妥协退让而告终，与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但这事还没结束。
《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分别向英、法赔款400万两白银和200万两白银。
这笔赔款造成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仅为筹集100万两让英法联军退兵的白银，就十分地困难。
“仍请密敕各督抚，以银两日不能解到，夷人一日不能退兵”——奕
根据经济学家彭泽益的研究，清后期为镇压农民起义所花费的银两，大约在85000万两左右。如果再加上清朝为抵抗外国入侵的军费，其数目就更加巨大了。
这些大幅增加临时支出，也让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战争范围一步步扩大，各省纷纷上报筹防、请饷的奏折，而财政税收或短收或无收，清政府财政收支状更加恶化，国库库存实银每年只有二十万两左右。
在财政支出急剧增加的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又急剧减少。因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田赋，但战争的影响，导致统治区域变小，人口骤减，很多地区已不能正常征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两次鸦片战争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在外忧内患下，实施了一系列荒唐财政补救措施。
捐纳卖官捐纳是历代专制王朝为弥补财政亏空采取的重要手段。其方法是以各种官职、爵位作为回馈，让社会各界捐献钱物。
这种方法源自汉代的“纳粟拜爵”，大体可分为常捐和大捐两种。常捐往往贯穿于朝代始终，大捐则是临时举办。
不过捐纳是一种临时性的财政补救措施，不是常规的财政收入手段。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捐纳变成了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程度之深。
一是金融秩序大乱。大钱、票钞从铸发开始，就没有取得社会的公认。当传出发行票钞的消息后，富商纷纷到银号兑换银本，以致发生挤兑风潮，一时间引起一片恐慌。
二是新币不能与旧币等值流通。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税收捐纳和民间交易均可使用新式钱钞。但在实际流通过程中，新币却不能与旧币等值交换。
三是由于新钞发行数量过多，并且粗制滥造，形成了“以票代银”、“以钱代铜”、“以纸代钱”等混乱现象。
以上诸多弊端说明，户部采取的铸发钱钞措施也和举办捐纳一样，难以达到解决危机的效果。
财政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脉。从秦始皇统一七国开始到清王朝灭亡，中国这么多年的历史早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财政作为国家政权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兴衰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