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大帐议事。突然，快马送来廷寄，左宗棠拆开一看，气得双手发颤，连声大骂：“李鸿章误国，李鸿章该杀！”到底是什么内容，竟让硬汉左宗棠大动肝火？原来，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变的影响，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就在这时，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也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新疆问题，引起清廷的重视，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但当时左宗棠还在陕甘处理回民起事，而且还没有完全平定，所以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
但形势迫在眉睫，左宗棠从大局出发，还是于1872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既然要收复新疆，就要有个成熟的计划。左宗棠经过多日的筹划，于1873年3月，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若外交失败、不得已与俄军交战，清军亦未必不能够胜利。这样，左宗棠从战略、战术、粮草供应等方面，给清廷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大方针，可谓是面面俱到，详细稳重，令人钦佩和信服。但不巧的是，1874年日本侵台，清廷内部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指晚清政府统治阶级，对边疆危机在国防部署问题上发生的争端。其中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主张“海防”。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海防至关重要，是定天下之本的急务，认为新疆是不毛之地，徒劳无益，所以主张放弃新疆而专注海防。李鸿章甚至还提出“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意思是说，把用来“塞防”的军费全部裁撤，移作“海防”。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放弃新疆。为此，海防派与塞防派针锋相对，争执得十分激烈。得知李鸿章要放弃新疆，左宗棠大动肝火，大骂李鸿章误国，李鸿章该杀。左宗棠虽然也支持塞防，但他更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一个也不能丢，除了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还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他分析说：“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后来，左宗棠又指出，如果放弃新疆，蒙古也会相继出问题，蒙古不稳，京师就会暴露在风险之中，如果有外敌入侵，京师则毫无缓冲的屏障。所以，新疆万不可丢，新疆动一发而发全身，如果放弃新疆，整个大清都会陷入危险。左宗棠的这段话，可谓是鞭辟入里，直接指出李鸿章对国家局势的误判。因为丢了新疆，陕甘就会被牵制，如此一来，不久不能裁减兵员、军费，反倒会自撤藩篱。清军退一步，敌寇就会进一尺，而且英、俄列强也会趁机渗透。
而且丢了新疆，还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既如此，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誓死收复新疆，守卫国土，震慑蠢蠢欲动的各方势力，这才是保卫大清的上策。左宗棠有理有据，忠心为国，终于说服了慈禧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赞同。清廷于1875年5月，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后来，在左宗棠的各种努力、筹划下，采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计策，终于收复了新疆。左宗棠和李鸿章同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但从“海防”与“塞防”之争上，就可以看出人生、做官、做事的格局之高下，怪不得在他们去世后，两人的口评悬殊巨大。比如李鸿章饱受唾弃，而左宗棠不仅受人敬仰，新疆各地还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左公的做官、做人智慧，还福荫后世子孙，比如他的曾孙中有教授、专家、汉学家等；玄孙中还有人官至副市长。由此可见，智慧是相通的，是可借鉴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