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史上，北洋一脉的关系，说起来盘根错节，“北洋团体”的分量，在北洋军阀中也属于沉甸甸的存在。在维系和运作或大或小的军阀集团时，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其实是这种“宗法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首先，北洋军阀在“老头子”死后，直系、奉系和皖系军阀大小集团，本身就体现着不同的“宗”。而老头子在世时，北洋军阀是当时最大的宗派，南方则出现了滇系、桂系、粤系等军阀。但这些宗派，在实力上与北洋一脉是不对等的。同时，北洋军阀内部因为段祺瑞、冯国璋以及张作霖这些强人存在，又有皖系军阀、直系军阀，以及奉系军阀之分。
这些宗派从纵向看，中小军阀在保持自己“宗”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依附或在名义上加入大军阀的宗派。从横向看，实力接近的各大军阀宗派互不隶属。各宗派之间虽然也有各种关联，甚至为扩大影响而有意进行某种联合，如义结金兰或者结成姻亲等，但这种联合是以各军阀不能模糊对自己“宗”的归属感为前提的。其次，各个军阀集团内部宗法色彩强烈。每个军阀集团就像一个大家庭。只不过这个家庭主要靠一种被外界和自我双重强化的宗法观念来维系，同时又借助于血缘、姻亲、师生、结义兄弟等关系和上下之间的施以恩惠与报以忠诚的方法来巩固。
但是，每个军阀集团内部都有一个强人首领，其地位如同一个“族长”，这时麾下的人马，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来自“传统家庭”，军队中不同的军阶和待遇，与古代家庭尊卑长幼的宗法伦理很相似。同时，军队在战争发生时，更要求下级对上级指挥的绝对服从，这种类似的宗法观念又被无形中加强了。实际上，军阀们还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来加强这种关系，主要是血缘和婚姻。奉系军阀新掌门在二十岁时，张作霖就让其担任卫队旅旅长，二十五岁时晋升陆军中将”，人称“少帅”。新直系军阀击败皖系军阀后，曹锟让他的两个弟弟曹锐、曹锳分别任职直隶和第二十六师师长，滇系军阀唐继尧也让其两个弟弟唐继禹、唐继枝在地盘上担任要职。
至于联姻，北洋军阀的大家长袁项城最典型。“他让段祺瑞和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和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以巩固其与北洋一脉中两个最具实力的人物的关系。”除此以外，师生、同乡、结义兄弟等也往往成为加强宗法联系的手段。再次，军阀们还把宗法观念演绎化，如袁项城极力向北洋军灌输“袁宫保是衣食父母”的观念。就连“儒帅”吴佩孚也教导部下要“下事上以忠”，忠于名分，吴佩孚本人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日军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劝吴佩孚拥护段祺瑞，吴以“大义名分不能大乱为由，加以拒绝”。这样，宗法观念就在军阀体系内部被层层加强，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时也造成军阀团体之间界限分明，这又从外部强化了军阀内部强烈的各自为战的归属感。有实力的军阀总是会想方设法控制中枢，因为几千年的宗法传统中，问鼎中枢被认为是宗法观念的最高威信，而随之逐鹿天下的代价，自然也就少不了军阀混战。这群鹰扬的鼎新求变和因循守旧者，最终也就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