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吞并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建立了多瑙河流域统治众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1743年，哈布斯堡正式宣布对两地的统治权。在主要由这三个地区组成的奥地利帝国及1867年后的奥匈帝国中，每个地区都曾有自己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1866年6月在与普鲁士争夺日耳曼邦联主导权的萨多瓦战役失利后，奥地利帝国与其附属的匈牙利在1867年签署奥匈合治协议，奥地利帝国改称奥匈帝国，标志着帝国开始向自由宪政和多元化过渡。
一、联姻下的“统一”
奥匈帝国作为近代史上特有的二元结构帝国，它有两个政府和两个议会，一个共同的国家首领、执行统一的军事、外交、货币政策和关税联盟。协议每10年修订一次，由两国政府代表协商后由各自议会通过。这一制度的设计意味着帝国政治权力转移到两个次级政体上，实现了换上新装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延续。
如果从1526年哈布斯堡家族第一次夺取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算起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欧的延续长达数世纪。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王朝联姻与贵族政治，这是16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突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在奥匈帝国更突出，是帝国得以长时间维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德森把帝国的联姻政治形容为“幸福的奥地利模式”。他认为，其特点是国家被视为君主的祖传产业，通过个人的结合便可以得到所有权。
联姻成为了外交的最高方式，而联姻又常常引起战争，因为联姻虽然比武装扩张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但联姻计划并非总能获得直接结果，有时往往又返回到战争的捷径上。许多战争的名称便能说明战争的性质，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巴伐利牙王位继承战争。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最宏伟的、也是最独特的成就是，它把五花八门的地域聚拢在一个王朝屋顶下，而且最终使它们都重新回归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王朝联姻方针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好运，超过了他的实际能力，但最终并没有真正弥补它的能力缺陷。归根结底，外交手段不能取代军事实力。
二、贵族的影响
直到19世纪末，贵族都是帝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只是到帝国消亡前最后几十年中，贵族阶层的力量有所减弱。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整个帝国，贵族阶层的整个链条在数量和影响上都非常巨大，构成了帝国政治的核心层。特别是在加里西亚自治省和匈牙利王国，贵族阶层处在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核心位置。
帝国中的贵族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是高级贵族，包括亲王、公爵、伯爵等在内的社会上层，可与皇室接触，多信仰天主教。他们都是最古老和最有威望的贵族家族，在帝国中经常被提到的这类贵族家庭有约100个，其中21个家族可与皇室联姻，最有威望的有利希腾斯坦、埃斯特哈奇、巴特尼、洛布科维茨，施瓦军贝格、温迪施格拉茨等。他们拥有广大的地产，垄断了帝国军政要职，构成了帝国政治的核心层。
第二级是中层贵族一骑士，这一阶层虽然出身高贵，但其地产财富和特权与髙级贵族相比微不足道。第三级的下层贵族则到处可见，其境况多数时候只比自由农稍好一些，特别是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低级贵族数量庞大，他们统治了多数乡村，是地方统治和治理的支柱。
到19世纪末，贵族力量虽有所消弱，但是相比西欧国家，奥匈帝国的贵族化治理特征仍然突出，被众多历史学家视为19世纪的史前遗迹。捷克学者博内斯把帝国贵族政治的特点总结为：自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开始统治中欧以来，帝国领土的扩大通常首先是成功的贵族政治联姻的结果；相反，领土的缩小多是在战争中失利的结果。
在奥地利，政府首相一职直到1890年仍属高级贵族专有，最后一个贵族首相是在1893－1895年任职的温迪施格拉茨亲王，随后才有更多的中小贵族家庭出身的人担任这一职位。贵族政治还具有跨区域的显著特点，有时一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会超出帝国的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尔默提出，哈布斯堡君主国是由若干大的贵族家族组成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帝国，其程度还胜于俄国和普鲁士。
三、“混合居民地带”隐藏的危机
相比于西欧地区，多民族混居的多堪河地区从中世纪开始就比西欧经历了更多的历史风雨的吹打，其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也因此与西欧有很多不同。阿伦特说，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混合居民地带”在奥匈帝国表现得最明显。这里，不存在实现西方民族那种“人民—领土—国家”三位一体的条件，千百年来，他们的边界经常变动，居民不断地迀移。“混合居民地带”比欧洲其它地区更容易暴露在历史风暴面前。
自13世纪起，当西欧通过君主制把民族联合起来、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在中东欧却出现一种相反的历史运动。16-17世纪以奥地利、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为权力中心建立的三个大帝国统治了整个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三个帝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与西欧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过程有很多相似性，如强化王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加强文化同质性建设，但是东西欧地区出现的结果却相反，后者的帝国统治压制和阻碍了中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在民族结构复杂、在欧洲均势格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奥地利帝国中的日耳曼、匈牙利、意大利以及诸多斯拉夫民族之间形成了以统治与从属、强势与弱势为主要特征的盘根错节的民族关系。
对帝国来说，出于维持帝国统一目标的民族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大于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有学者认为这是帝国没有进行海外扩张的原因之一。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运动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在帝国中赢得了各民族广泛的认同，自此以争取民族平等权利和地方自治地位为目标的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
1867年奥匈协议签署后，匈牙利人首先获得了自治地位，基本实现了民族运动的目标，自此帝国中出现了两个政治上相对强势的民族。但其它民族争取获得与匈牙利人一样的自治地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因而这就成为了帝国中其它民族运动的现实目标。
在19世纪后半叶，帝国各地区掀起了民族运动浪潮，在1914年前，多数民族运动领导者的立场是温和的，其目标是通过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造实现某种形式的族群自治。捷克民族运动是其中的领头羊，其与主要代表日耳曼人利益的帝国政府在议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选举权门溢的限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其他民族无法通过议会斗争争取民族权利，主要是通过请愿政治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
在“一战”爆发后，捷克民族运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以马萨里克为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最早提出了解体帝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设想，并最终得到了协约国的支持。帝国在战后和平解体，中东欧出现了众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
“一战”前，在欧洲大国中，奥匈帝国面积第二，人口数量居第三，工业产值居第四，其中煤炭产量排欧洲第三，石油产量排第四，钢铁产量排第五。整体上看，作为一个参与大陆竞争的主要国家，帝国的自然禀赋和经济指标等硬件条件可谓不差，但软实力，如经济综合竞争力、民族凝聚力显然落后于英、法、德、意等国家，只能跻身欧洲二流帝国。
大卫·休谟说，帝国时代的奥地利统治总体来说是人口众多、农业兴旺的国家，它幅员辽阔，但在欧洲的力量对比中却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力量。其中的原因与帝国多民族特点直接有关。匈牙利史学家温盖尔认为，奥地利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有一个永远在背后威胁着的匈牙利。清朝大臣瑞芳曾指出奥匈帝国民族矛盾是导致其从一流大国变成二流国家的原因所在。比如在欧洲其它帝国都开始海外殖民的时候，奥匈帝国只把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巴尔干半岛，走上了对内扩张的道路。
总结
从历史惯性看，奥地利帝国的扩张较少使用武力，而主要是通过王朝继承和贵族联姻的方式实现帝国疆域的不断变化，在武力扩张上，1859年和1866年帝国分别败于意大利和普鲁士后，帝国实力与国际地位急剧下降。1914年7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导致“一战”爆发，战后帝国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