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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到北美:18世纪苏格兰的移民运动

18世纪的苏格兰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数以万计的移民从大洋东岸的英国迁徙到大洋西岸的新大陆。1774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就曾有英国军官感慨:“无论你怎么称呼这场战争都行,它差不多就是一场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叛乱。”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在签署《独立宣言》的56人中有19人拥有苏格兰血统。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有超过30人身体里流淌着苏格兰人的血液。时至今日,美国的苏格兰后裔超过2500万人,约占全美人口总数的8%。

都说故土难离,然而苏格兰人为什么选择走上漫漫移民之路?在迁移过程和抵达后,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移民的三部分群体

大西洋两岸的苏格兰和北美是两片截然不同的土地。罗杰·爱慕生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背景》中写道:“苏格兰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该地区人民世代贫困。”他提出,在18世纪的苏格兰,只有不到10%的土地可以用来耕种,13%左右的土地可用来放牧,大约3%的土地是可供砍伐的森林,只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土地可以派上用场。与苏格兰贫瘠的地理条件不同,大西洋西岸的北美是一片沃土。李剑鸣在《美国通史:美国的奠基时代》中写道:“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势平坦,间或有一些起伏如细浪的山丘。其土壤呈现多样化,北部多为灰化土,中部多为森林土,南部则主要是灰化红土和黄土……人们一度相信,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只要播种就能得到收成。”

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肥沃、富饶,对于来自地少人多地区的移民充满着吸引力。他们对这片土地赞不绝口。有人称塞勒姆一带的土地是天底下最适合玉米和青草生长的地方。还有人提到,世界上很难再找到比这里更适合英国人体质的“有益健康的地方”了。他们相信,只要付出劳动,人人都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独立生活。冒险家托马斯·莫顿说:“如果这片土地还不能算富饶,那整个世界都是荒漠。”在农业社会,土地的肥沃决定着农民能否满足基本的温饱,能否过上富足的生活。对于世代贫穷的苏格兰人而言,北美这片富饶的土地充满着极大的诱惑,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走上了这条寻梦之路。

18世纪移居北美的苏格兰人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低地人、高地人和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这三部分群体的移民动机也不尽相同。

苏格兰低地的经济最为发达,大部分低地移民有强烈的商业动机。其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事贸易行业的商业精英及其雇员,另一种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劳动力。1707年,随着苏格兰与英格兰签订《联合法案》,苏格兰得以加入到由英格兰开创的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一部分以低地人为主的商人群体敏锐地嗅到了跨大西洋三角贸易带来的商机,投身到烟草、蔗糖、朗姆、木材等贸易中。这部分商业精英具有广泛的国际视角,他们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个角落。

约翰斯通家族源于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的邓弗里斯郡,这个家族的四姐妹和七兄弟在18世纪20至30年代成长于苏格兰,并最终踏上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和莫卧儿帝国最遥远的领土之上。其中的两个兄弟历经磨难,成功积累了大量财富。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博格家族,这个家族依靠跨大西洋贸易起家,曾经踏足欧洲大陆和印度。这些低地商业精英通过在北美殖民地开辟种植园、开设商店,将母国的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同时将殖民地的商品输入英国。尽管这部分上层商业精英很少直接移民殖民地,但其贸易需要大量当地代理人打理。在利益驱使下,大量来自低地的中小商人和代理人移居北美,他们负责殖民地种植园、商店的日常经营活动。

与商业精英及其代理人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而移居北美不同,大多数低地人移民北美源于生活所迫。18世纪70年代,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手工业者纷纷失业,不得不离开格拉斯哥、格林诺克、佩斯里等纺织中心。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了“不至于挨饿”而被迫移民。1774年春,格拉斯哥的一位绅士写道:“这儿普通人的贫困情况超乎人的想象。在工业制造业几乎全是一片萧条的时候,粮食价格极其昂贵。难以计数的工人和技师,尤其是邻近地区的织工,只好移民美洲……”1774年2月,一家贸易公司从格林诺克搬迁到纽约,同行的有77名来自佩斯里的织工及其家属,另有33人来自格拉斯哥的各行各业。他们的移民理由仅仅是“摆脱贫困,养家糊口”。

在18世纪上半叶,苏格兰高地的移民运动只占英国移民数的小部分,但在英法七年战争之后数量激增,1760年至1775年达到了1.5万到2万人。北美独立战争前夕,移民美洲的英国人中每5个就有1个来自苏格兰高地及所属群岛,高地也成为仅次于伦敦的移民主要来源地。与大部分苏格兰低地人出于生活所迫不同,高地移民中富裕阶层居多。这一阶层大量移居北美,还曾引发苏格兰关于“古老苏格兰民族消失”的讨论,但仍无法阻止滚滚而来的移民潮。

静谧的高地之所以会发生大规模移民现象,一般认为是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影响。18世纪中期,随着高地农业商业化的深度推进,地租的价格比以往提高了三四倍。与此同时,苏格兰高地西北部分郡县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20%。人口增长,地租增加,高地贵族和地主们带领多余的劳动力寻找出路,他们告别故土、远渡重洋,沿着北卡罗来纳菲尔角河定居下来。这是一片异于本土的土地,有着平坦、低洼、潮湿的沼泽,红色的黏土上生长着矮松林。这里土地便宜,易于获取,高地人将它们开垦成赖以为生的农田。

18世纪以放牧为生的苏格兰高地人

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与低地人和高地人不同,在移居北美前,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迁徙,从大不列颠岛的北部迁往爱尔兰北部定居。1717年,爱尔兰农业歉收成为阿尔斯特苏格兰人移民潮的导火索,它迫使人们在迁移和挨饿过程之间做出选择。费城商人乔纳森·狄金森记录道:“那年夏天,我们接待了12或13艘来自爱尔兰的船只,船上的人高而瘦,脸上饱经风霜,穿‘就像钉了马掌的马蹄一样’的木质鞋子。女人穿着束腰的短裙或者连衣裙,赤裸的腿从裙底露出来。”

18世纪20年代,另一波阿尔斯特苏格兰人继之而来。1729年一份报告显示,有些较富有的人相信,“如果继续待在爱尔兰,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奴隶,不如趁现在有点钱移民去美洲,总比沦为贫困的雇农要好。”18世纪30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但到了1741年,一场气候异常导致的饥荒夺走了30万人的生命,不少人又开始重走移民路。1770至1775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三分之一的织工失业,大部分生活无着的织工只能选择背井离乡,远赴北美。有统计显示:1717年到1776年,大约有25万阿尔斯特苏格兰人移民美洲,其中10万人充当了契约仆。阿尔斯特苏格兰人的移民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他们经历了一轮从苏格兰到爱尔兰的迁徙,对于第二次跨大西洋迁徙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二是他们在自身移民后往往呼朋唤友,将更多的同胞带上移民之路。一名叫约翰·雷的北爱尔兰移民就曾给住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亲戚写信道:“我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把我的朋友带到这个自由的国度。我感谢上帝,是他让这么多爱尔兰绅士和我一样享受丰富的美食、飘香的美酒。”

艰辛的移民道路

对于今天的移民而言,最难的环节也许在于获得移民的资格,需要一大摞法律文件支撑;而对于18世纪的苏格兰移民而言,获取移民的资格并非难事,最难的环节在于艰辛的渡海历程、在新大陆处女地的开荒与垦殖,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

摆在移民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横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的面积超过9000万平方公里,最窄的宽度也超过2400公里。在18世纪,要横跨大西洋并非易事,单次航程耗时在三个月左右。1630年春天,一艘载重350吨,拥有28门炮和52名船员的“阿贝拉”号载满移民驶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这艘船于3月29日从怀特岛的考斯出发,直到6月下旬才到达美洲,历时三个多月。商船所承载的食品和淡水有限,超过正常时间的旅行会带来致命后果。18世纪,一艘从贝尔法斯特驶往费城的船只中途食物吃光了,46个乘客饿死。幸存者同类相残,一些人甚至吃了他们的家人才得以幸存。1752年,一艘格拉斯哥烟草商船耗时近6个月才抵达新英格兰,一路上旅途颠簸、疫病横行。抵达终点时,船上只剩下1名大副,2名船员和1名奄奄一息的乘客。

除了航程漫长、食物不足外,船上的卫生条件也颇为堪忧。由于船只普遍狭小简陋,移民和他们所携带的物品、牲畜一起挤在底仓,很少能到甲板透气,很多船员和移民缺乏维生素C,得上了坏血病。要解决“出口”问题也不容易,船员和旅客不得不分享同一个盥洗设备:“船头”。在那里通过甲板上的一个带槽的木板大小便。其臭味四溢且带有病菌。长途旅行下的甲板之下的空气更是污秽不堪,混合了尿液、汗液、呕吐物和动物粪便的有毒气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疫病自然难免,体弱多病者往往熬不到北美就死在路上。

18世纪的波士顿是许多移民抵达北美的第一站

对于那些登上北美大陆的幸运儿而言,他们将马上面临生计问题。一些人留在了他们抵达的费城、切斯特等港口城市,并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但大部分人则是深入沿海的种植园里求职。

在当时,种植烟草是一项收益颇丰的买卖。烟草种植园一般占用200至400英亩的土地,土地肥沃且廉价,几乎不占用成本。其最大的成本在于劳动力,移民很容易在种植园内找到活路,成为契约仆。他们与种植园主达成契约,承诺为种植园主服务5年。作为回报,种植园主为他们支付前往殖民地的路费(约为6镑)。每一位支付了这笔费用的种植园主,将获得所谓的“人头权”。政府按照每个仆役给予种植园主50英亩土地。那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往往单次雇佣一船(100人左右)契约仆,一次性就能获得上千英亩的土地。这是一种双赢的交易,种植园主在获得劳动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土地,扩大了产能,而契约仆则获得了工作机会和来往的船费。但对他们而言,种植烟草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这种作物非常娇嫩。如果结霜晚,就可能破坏其种子落床;结霜早,又可能破坏其成熟度。只有天气适宜,风调雨顺才能迎来丰收,太热、太干则可能导致减产。在种植烟草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据计算,从种植到收获,一个农场工人每年要俯身5万次。艰辛的劳动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契约仆没干几年就因“弗吉尼亚症”去世。

18世纪的苏格兰移民抵达北美

在熬过了渡海的颠簸、工作的艰辛后,移民还面临着心理上的考验。对于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移民并非是一条体面的出路。人们认为,只有在国内无法立足的人,才到殖民地去寻找机会。北美也非移民的首选,只有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才选择弗吉尼亚。久而久之,殖民地被说成是罪犯、娼妓、穷光蛋和破产者的栖息地。

在英国人眼中,这些低下的人群在大西洋荒凉的岸边种植烟草这种低级的作物,实在是十分匹配的。而孤悬海外的苏格兰人对于母国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移民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境遇。苏格兰移民罗德里克·戈登在移民弗吉尼亚后感慨:“想到我的很多父老乡亲还在家里挨饿,而不是过着平和富足的生活,我就感到遗憾。许多被迫成为移民的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快乐、安逸和财富。他们宁肯在这里吃苦,也不愿意被赶回祖国。”但另一方面,英国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18世纪后半叶,随着北美独立运动氛围逐渐浓郁,对英国的敌视态度也渐渐升温。但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这些苏格兰移民似乎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站在亲英派那边。琳达·科利对此的解读是:“在174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后,即便是非常贫穷的苏格兰人,也已经变得更加顺从英国的政体,并且深深地依恋于一个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多机会的大英帝国。”但作为新生国家的一员,苏格兰移民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这种心理上的认同与现实中的背离所带来的阵痛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移民运动的意义

无论对于北美还是苏格兰本土,18世纪的移民运动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移民运动给殖民地带来了劳动力和资本,促进了殖民地的发展。作为一片处女地,殖民地拥有的最大资本是大量可耕种的土地,欠缺的是资本和劳动力,而苏格兰移民恰好补足了这一短板。当1650年去往北美的新航路开辟不久后,每年移居北美的苏格兰人只有区区数百人,到了北美独立战争前夕,苏格兰前往北美的移民已达到每年1万人左右。到了1785年,北美的苏格兰移民总数已经超过15万人。早期的苏格兰移民以契约仆为主,他们为开拓种植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随后,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加入到了移民队伍,诸如教师、医生、会计、牧师、织工等等,这些人才的加入提升了殖民地整体文明水平,让北美不再是文明的沙漠。

苏格兰移民不仅为北美提供了劳动力,也为这片新大陆提供了资本。18世纪,苏格兰精英商人在北美投入了巨资,无论是设立种植园,还是开设商店收购烟草,都离不开巨额资本的投入。以垦殖为例,要把殖民地的“生地”变为可耕种的“熟地”,其中凝聚着劳动力成本和租金等。按照当时劳动力和土地的配比,一块200英亩的土地需要200名左右的奴隶加上相应的农业生产工具。在18世纪早期,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工具粗糙简陋,最初的移民没有犁等重型农具,依靠的是锄头、镐头之类的工具。即便到了1730年,“许多黑奴冬天里赤身裸体,手中也没有合适工具”。在种植园经济建立后,种植园主使用大量资本购买农业生产工具,以提升生产效率。此外,在殖民地苏格兰商人开设的商店中,鼓励当地人通过赊购的方式购买商品。到了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仅格拉斯哥商人拥有的债权就超过50万英镑。这些巨额资本对于殖民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移民运动对于苏格兰本土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中世纪起,法国就曾有一句民谚:“到处都是老鼠、虱子和苏格兰人。”可见尽管偏居不列颠岛一隅,但苏格兰并非人烟稀少。在特定时间段和地区,人口增长还相当迅速。例如,1755至1799年,高地西部的一些郡,譬如诺斯和柯罗曼蒂郡、因弗内斯郡和阿盖尔郡的人口增长率为29%,而西部群岛的人口以每年5%以上的比率递增。与之相对应的是,在18世纪,苏格兰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频发,尤其是1771至1772年的“黑色冬天”,严酷的寒冬伴随着牲畜瘟疫,导致苏格兰高地的大饥荒。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地租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北美这个容身之所,将有更多苏格兰普通百姓无法熬过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打击,移民北美成为他们为了生存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对于苏格兰移民运动而言,18世纪既非起点,也非终点。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走上祖辈的道路。1848年,一个叫安德鲁·卡内基的13岁苏格兰男孩来到纽约。数十年后,他赢得了“钢铁大王”和“美国慈善之父”的美誉。次年,一个叫约翰·缪尔的男孩从苏格兰移居北美。若干年后,他获得了“国家公园之父”的头衔。到了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移民运动达到巅峰。在短短十年内,超过36.3万名苏格兰人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这个大熔炉中,苏格兰是分量极重的一块矿石,他们与其他民族一起交融淬炼,锻造成了今天的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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