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6年2、3月间，美国统治集团对苏强硬的锣鼓敲得更紧了。凯南根据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对苏的实际做法，在他八千字电报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分析苏联的政权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的文章，于1947年1月31日送给福莱斯特尔“供他私人参考”。
凯南在《回忆录》中说：“这是把我心中早已成熟，并且至少在过去两年里曾在私人通讯和谈话中表达过的一些想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甚至出现在文章论证过程中的“遏制”这个词······也不是新的。”福莱斯特尔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写得极好”，把它推荐给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在这期间，1947年1月初，对外关系学会邀请凯南就这一主题作了一次非正式的讲演。《外交季刊》还向他约稿。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
4月初，凯南得到国务院有关方面的许可，把这篇文章送交《外交季刊》，发表于7月出版的该刊上。7月8日，和杜鲁门关系密切的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暗示这篇文章出于官方授意，有重大意义。美国较有影响的杂志《生活》和《读者文摘》都转载了这篇论文的详细摘要，“它不久就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漩涡的中心”。
凯南的老上司、前驻苏大使哈里曼，在1972年夏季出版的《外交季刊》上，还就二十多年前发表的X的论文及其标榜的遏制政策所起的历史作用作出估量说：“温斯顿·邱吉尔一年以前在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震动了许多美国人。对于俄国人的舆论，正从我们战时关于“英勇的盟友”的态度转变过来。X先生的论文所掀起的讨论，有助于公众理解斯大林究竟期望什么，并且为杜鲁门的政策争得了支持。”
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首先对苏联进行所谓历史背景的介绍，随即着重地分析今天“苏联政权的性格”。他说，苏联“原来的意识形态一点也没有被正式放弃”，这就是说，苏联一直坚持资本主义的毁灭的不可避免性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使命，“但是，重点主要是放在同苏联政权自身特别有关的一些概念上”。凯南说：“这些概念中的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固有的对抗性，······这一点对于俄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的行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莫斯科方面根本不会真诚地设想，在苏联和所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有共同的目标。”
他说：“如果苏联政府偶而或在某些与这一概念不符的文件上签字的话，这被认为是在同敌人（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打交道时允许采用的一种策略性行动，并且应该以“当面看清，出门不换”的精神加以对待。而对抗基本上仍然存在着。这就是出发点。从这里就产生出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行为中使我们感到不安的许多现象：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口是心非、谨慎多疑，并且总是居心不良。”凯南认为苏联政策所表现的这些特点，是“苏联政权内在本质的基本方面”。
凯南又说，在当代苏联观点中占重要地位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克里姆林宫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他认为，这个概念要把下面两层意思结合进去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一是“在永无错误的原理上建立了共产党的铁的纪律”；二是“领导可以为了策略上的目标，任意提出他们认为在任何特定时刻对事业有利的任何特定论点，并要求整个运动的成员忠实地、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个论点”。
凯南接着又说：“只有克里姆林宫可以随意改变这种方向，其它任何势力都无权改变。一旦在当前政策的一个特定问题上已经制定了党的一条特定路线以后，整个苏联政府机器，包括外交机构在内，就坚定不移地按照规定的途径前进，好象一辆固执的玩具汽车，开足了发条后朝着特定的方向开去，只有当它遇到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停下来。”“因此，外国的代表不能期望自己的话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印象。他们能寄以希望的最多只是他们把他的话传达给那些能够改变党的路线的最高级人物。但即使是那些人，也不大可能由于资产阶级代表的语言中所包含的任何正常逻辑而改变看法”。
“由于这个缘故，对克里姆林宫说来，事实比语言更为中听；当语言听来是反映具有无可争辩的确实性的事实，或是以这种事实为根据时，这种语言是有最大份量的。”凯南的这些话，显然是认为不可能同苏联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凯南写道：“很清楚，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
但凯南认为，苏联在对外行动上是很有弹性的，它不会“匆忙地去达到它［那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它没有理由让革命的现有成就为渺茫的美好未来去冒风险”。“因此，克里姆林宫在优势力量面前退却并不感到有任何良心上的责备。而且因为不受时间表的限制，在有必要作这样的退却时，它并不感到惊慌失措。它的政治行动就象一条河流一样，向着一个既定目标不停地流动着，流到它能流到的一切地方。它主要关注的是保证在世界权力的盆地中把它所能达到的每个角落和空隙都灌满它的流水。但是，如果在它的流程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就清醒地承认这些障碍并使它自己适应它们。主要的事情是应该朝着它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推进，经常不断地向前推进。”
弗莱明指出，就是“在这一基石上，凯南建立起他的遏制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美国对苏任何政策的要素必须是一种长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加以遏制的政策”。那末，究竟怎样实行遏制呢？凯南在这篇论文中含糊其词地说：“在一系列根据苏联政策的转移和策略部署而经常转移的地点和政治点上，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
二十年后，凯南回忆说，X的论文最严重的缺点，是“我没有讲清楚，当我提到对苏联政权实行遏制时，所指的乃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而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手段的遏制”。对此，赫伯特·费斯反驳道：“这种事后限制他所写的东西的适用范围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对希腊、土耳其的威胁，难道不是被认为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吗？而我们对这些局势所实行的遏制措施，难道不是既采用了政治（经济）手段，又采用了军事手段吗？”
从X的论文阐述的遏制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到，凯南所谓“对抗力量”，既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是军事的，而且，主要是在苏联的毗邻地区运用军事的“对抗力量”，进行遏制。凯南当时问道，假使西方能够对苏联实行十年、十五年的遏制，“那对俄国本身将意味着什么？”所谓“逐步趋于软化”，指的是苏联的“性格”将会出现以下的几种“属性”：
第一，“我们可以期望有一个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不相同的俄国政府，在它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将是保持容忍的、可以打交道的和直爽坦率的。它将不采取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以为除非在它控制之外一切政治制度都被颠覆并最后被消灭，它自己的目标就不能最终成功”。第二，“我们有权指望［这个］政府权力的运用将不越过一条很明显的界限而陷入极权主义之中”。第三，凯南认为，在实现这些目标后，苏联就“软化”了，“将容许在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
结语
总之，遏制政策的战略目标，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凯南认为，由于长期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及战争的破坏，据说苏联人民老的一代正在逐渐消失，而且，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他说：“其结果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