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奏折制度的“始作俑者”
康熙二十年前后，极少亲信官员开始按照康熙意图给其递交奏折，从此逐渐成了清代官方文书，虽然此后又多了几种形式，无外乎是明奏，或暗奏，或单衔奏事，或多人齐奏。这项君臣之间的交流，从此成了有清一代重要上下沟通的手段，但是这项工作看似应该是严肃的，里面最后却成了“大套路”的忽悠。由于清代官员操守、水平不一，奏折水平也都参差不齐，甚至充斥了大量的废话，让这些看奏折的皇帝们不胜其烦。然而清代较多重视祖宗家法的规矩，既然定下来，也没有办法，只能与臣下玩文字游戏，有时被烦的不行，甚至让皇帝们到了哭笑不得的地步。
康熙一朝总共才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得写折子的权力，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康熙对于一些官员不能很好的分清奏折和问安者曾这样说：“请安折子不应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里去了？”有的臣下出于殷勤，反复给康熙递交奏折外又送各种地方吃食：“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购到新鲜者，味甘微觉带酸，其蜜浸与盐浸者，俱不及本来滋味。切条晒干者，微存原味，奴才亲加检看，装贮小瓶，敬呈御览。”康熙尝后并不喜欢吃，于是批示给他说说：“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然而没过多久，东西又送过来了康熙为此反复在奏折中批示别送了，我不吃等等，虽然深知臣下出于孝敬之心，但是循环往复在处理政务之余，还要对此批示，破费心力，对于开创这项制度的康熙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雍正登基后将此制度全面放开，有权可以直接给他递奏折的人多达一千人以上。这样算下来雍正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阅数万字的奏折，然后自己要进行大量回复，将意见落实下去。由于一心改革，其奏折内容更多，角度更广，加之性格率真，在批示中出现了大量有趣批语。他自己对此项工作总结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面对整天如雪片般的奏折时，雍正又不叫任何人染指帮助，其工作量是相当巨大的。
当时的奏折都是地方大员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到宫门，所以这项工作的成本抛费是巨大的。那么一个官员，一年究竟给皇帝奏报几次和适合？雍正曾经给宁夏官员的朱批给出了明确答案：“遇到应该承报的事情，就是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
然而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雍正二年（1724）年的二月，云南总兵在折子里说，日前在京城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觐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回复中颇为不耐烦地说：“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除此之外，对于臣下如何送折子，雍正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主官漕运事务的总督张大请求希望朝廷准许他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回他说 ：“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一百多年后的曾国藩算是雍正隔代知己，在教导弟弟曾国荃如何给朝廷上奏折时，曾国藩对于这项久远制度炼就的如火纯情。对于奏折，曾国藩认为“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在具体处理奏折时他教导弟弟说：弟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陈奏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清代官员凡是在历史上有建树的，均是奏折高手，曾国藩的奏折整体来看无外乎行文有气势，既符合奏折本身要求，同时又能在奏折内容上理论创新，具体风格就是“辣、准、狠”，遗憾的是，雍正并未遇到曾国藩这样的奏折高手。
然而这项制度的全面铺开后，雍正算是捅了臣下的马蜂窝，地方大量官员没事找事，频繁给雍正上奏，以此谄媚讨好献殷勤，赶上雍正心情好，倒也很是受用。比如护军统领永福于三月二十五日奏报他祈祷雍正康复的事情说：“先闻圣躬欠安，奴才哭泣祈祷于天，将圣主患此疟疾，我愿己身加二倍病之，亦祈祷圣躬万安。”不难看出雍正被其话语感动，却故意嗔怪说：
“永福胡奏之语，不成体统。胡说之极，果应其言，亦奇事也。”
许多的时候，由于过度忙碌，雍正难免心烦，臣下许多拍马屁往往拍到了“马蹄子”上。雍正三年的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给雍正一下送来三件折子，雍正一看，所奏的事情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质问他说：“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然而雍正的不断申饬下，还是未能阻止大量“垃圾奏折”，的涌入，这项工作被臣子们注入了大量的“套路”，没事就递折子，说废话，跟雍正献殷勤，扯闲篇，让雍正气愤又非常无奈。
二
“扯淡式”的奏折，雍正经常被“撩”
情商极高、心思又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虽是一国之主，有时却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样和臣工们沟通，经常给臣下及其家属赏赐医药。在臣下的请安折上，他会用非常亲切温和的语气批写道：“朕躬安，尔好吗？”或“朕躬甚安，尔可好？”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请安折上他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顺，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这是心情好的时候，在清代，“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请安折一封，……请安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已”。（佟鸿举著：《民俗文书收藏趣谈》
在收到贵州布政使的奏折后，雍正一看除了一点小事啰嗦不停外，就是跟自己献殷勤于是回复他说：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奏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杖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然而雍正当时“微博”式的奏折互动，还是不时遇到“扯闲篇的”。直隶官员因为下雨赶忙给雍正汇报，雍正批示：“下点下雨，絮絮叨叨”。 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道“皇上洪福”，雍正朱批道：“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他就要讽刺一番。在批佟吉图的奏折时他这样嘲弄对方道：“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批胡凤翚的奏折时他写道：“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此后依旧有臣下有事没事“撩他”的时候，赶上气不顺，雍正就破口大骂，轻则斥之为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为不是人、死人、狗，平素修炼的风度荡然无存。
他非常厌恶臣下阿谀奉承之言，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表现得过分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他会非常反感。雍正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因为对他们的使用都是雍正的意图。“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份奏折上，雍正骂人到了如此地步：“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生！”“放老狗屁！” 《雍正档》
“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得的！”有时候雍正一口气喷出来的回复颇有气势，甚至对仗工整，间不容发“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总之其父康熙开创的奏折制度让雍正不仅“发扬光大”，同时也注入了雍正的大量个人色彩，在那个森严壁垒的红墙之下，传递出宫廷政治生动鲜活少有的“说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