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宣战，洋人无动于衷，为何宣布驱逐洋人，让公使们如丧考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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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内部的辩论仍在继续进行。
既然慈禧太后已决心“用拳抗洋”，如果再对义和团的性质发表不同意见是有政治风险的。
1、清醒的声音
许景澄和袁昶是主和派中坚持剿拳的极少数几个人，他们合写了一份上奏，内称：
“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
他们还提出具体的办法：
“凡遇头系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
还建议：“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
但是袁、许两人对洋兵的到来也是束手无策，况且联军已经威胁大沽，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建议没有多大兴趣。这份联名上奏在日后却成了定他们死罪的主要证据之一。
在清廷急剧地向宣战立场迈进的关键时刻，原先的一些主张安抚义和团的御史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郑炳麟在1900年5月份曾积极主张将拳民招为团练，他在6月19日的上奏中说他亲眼见到拳民被杀的情形，他们并无任何法术。
他说：“月之十九日午刻，亲见其全被洋人杀毙。此其未可深恃者也。”
郑又说，即便少数拳首确有神术，但在战场上先要念咒请神附体，往往贻误战机。
郑参加了所有的御前会议，他对仇洋派不顾一切地主战表示不问意见，他提出以下几点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我中华财赋，全视海关入款，若一失欢，则饷源立绌，此其不可失和者一。甲午之役，仅一倭国，尚不能与敌，若合数大国之师，协以谋我，众怒难犯，此其不可失和者二。义和团神术即足以敌洋人，然直隶有义和团，岂各海口、各直省均有义和团乎？此其不可失和者三。传教载在条约，义和团擅杀教民，焚烧教堂，本有不合，是彼之理直，我之理曲，此其不可失和者四。总而言之，开战对中国有弊无利。
此时，义和团民已大量被招募成军，进京的团民更多。
目击者记载：
“二十二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在北京中城门负责守卫的一名官员向朝廷急报说形势已经完全失控，他所管理的一大片地区，只有二百人巡视，他要求派武卫军帮他弹压地面。朝廷对此置之不理。
另一位满人官员于6月19日上奏说义和拳民：
“竟敢白昼持械，横行街市，三五成群，任意劫杀抢掠。夜则庙宇、民居聚集成党，铺肆几至关闭，家居日夜不安。”
他建议恢复保甲制度，以及时发现歹徒，绥靖地方。朝廷同样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
2、驱逐洋人的缘起
由于大沽、天津地区战事不好，清廷在6月17日御前会议上虽然决定宣战，但仍末采取具体行动。到了19日，慈禧太后对裕禄迟迟没有新的报告感到不安。
清廷发了八百里加急“廷寄”到天津，该信命令裕禄放手招募义和团民。
该“廷寄”还指出：
“该督…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
并给予裕禄最大的授权：
“兵机顷刻万变，朝廷不为遥制。”
最后，“廷寄”再一次强调说：
“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当此重咎乎？”
很明显，清廷到6月19日对大沽失陷一事仍不知晓。
据军机处军机继昌的记载：
“是日（注：指6月18日）裕帅奏报各国水师已攻炮台，罗荣光与之接仗，闻药库被焚云云。实炮台已失，不敢遽言，迟之二日始奏耳。”
也就是说，裕禄在18日的报告中虚假之词甚多，朝廷受到蒙蔽。这“迟之二日”的时间给朝廷一种虚幻的设想，兴许大沽炮台还有救。
于是，为了帮助裕禄保住大沽炮台，慈禧太后采取了非凡的行动。
她在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宣布将洋人驱逐出京，并限令24小时之内执行。
她的逻辑很简单：
“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
中方的驱逐照会将以列强在大沽的挑衅为理由，并将通知各国公使，如果他们拒绝出京，中方将不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中方的驱逐照会中并没有提及宣战，只是宣布各国驻京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
总署大臣许景澄奉命携带12份照会前往公使团。
除了11位公使以外，赫德爵士也将收到1份。
光绪帝在会上看到情况紧急，不顾一切地站起来，抓住许景澄的手，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商量。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
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主和派的内阁学士联元是站出来反对开战的唯一一位大臣。
早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他已冒过生命危险，这次他再次慷慨陈词：
“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据恽毓鼎的记载，联元此时已声泪俱下。
但是仇洋王公不让他再说下去，慈禧太后随即命令：
“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战争到这个时候已一触即发。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御前会议上，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没有对限令洋人离京这个措施提出异议，这个做法显然是两派妥协的产物。
3、驱逐洋人的缘由
慈禧太后仍然以为大沽尚未失陷，于是将洋人送到天津，不啻是为了使联军方面失去开战的理由，因为西摩远征军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使馆，护洋人。而主战派却希望直接攻打使馆以拉开战争的序幕，端郡王载漪在上一次会上已经明确提出过这个建议。
据载，载漪的主要顾问之一是翰林学士王龙文。王曾上过一个奏折，坚称杀使臣是最佳方案。
他说：
“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利和，与含璧舆榇（注：古时表示投降请罪）何异？则下策矣。”
而主和派则担心各列强公使留京会进一步激化冲突，不如送他们出京。
所以，两派对送交“不受欢迎的人”的驱逐照会没有太大的不同意见。
大学士荣禄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在御前会议期间，他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又不敢多言。
参加6月19日会议的满族官员荣庆，在休息期间曾与荣禄交谈。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告诉荣禄一国向11国宣战是断无道理的。
荣禄回答道：“子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荣禄说完，“洒泪而散”。
其实，荣禄又在玩两三刀的游戏。他与仇洋王公的最大矛盾在于剿拳问题，不在于和战本身。
他不赞成“用拳抗洋”，但并不是绝对反对抗洋。联军欲夺大沽炮台已是事实，他不能不考虑光绪复辟或太后下台对他今后政治生涯的影响，他在开战后的第三天，即6月22月给四川总督奎俊写信说，他反对“用拳抗洋”的观点总是被王公大臣以民心不可失为由所驳回。
既然朝廷不愿明确表示义和团是民或是匪，荣禄只得打击公开犯法的拳民。
然而，荣禄与慈禧太后一样与大沽炮台的命运休戚相关。既然炮台尚未失去，他认为用军事手段或许能保住炮台。
事实上，荣禄的反战立场从来都不鲜明，据当时的一封私信，荣禄似乎更倾向于抗洋。应该说，荣禄的心态与太后极为相似，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倒不是“失地”，而是自身的保全。
恽毓鼎有一段很重要的说法：
当宣战之日，因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有所不恤，无如一胜之不可悻邀也，天也。
再者，荣禄并不反对护送洋人出京。
从1900年6月初开始，荣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全力保护使馆，清廷驱逐洋人的决定仍然以荣禄武卫中军作为护送卫队，荣禄绝不会让董福祥插手这件事。
6月19日，荣禄得到批准于第二天面见使臣，商量护卫出京的具体安排。荣禄在开战后不久给袁世凯的信中提到此事，他说自从6月18日接到裕禄关于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第一份报告后，主和派已噤若寒蝉，不敢多言：
“稍有知利害者，略陈梗概，以为不可与各国因此起衅，众皆以为汉奸。”
而他心态是：“只复婉转其词力陈之，始许与各国使臣会晤，冀可转圜。”
毫无疑问，荣禄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使臣平安到达天津。
与此同时，军机章京连文冲奋笔疾书，很快就拟好宣战诏书。连文冲的文笔极佳，大气磅礴，他用的是“离骚”体，历数洋人的种种不是，鼓动全国军民奋力一拼。
4、洋人的态度
1900年6月19日下午5时，中方的最后通牒送到使馆区。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德使馆中文翻译柯达士还去过总理衙门办公事。
柯达士与一位姓宋的章京进行了交谈，发现这位老熟人说话“吞吞吐吐，神情异常紧张”。 宋告诉他“大局要变”，柯达士不懂这是何意思，后来才知道中方已决定下达要洋人出京的最后通牒。
通牒的主要内容是说杜士兰索要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表明列强已开启战端，中方要求所有洋人在24小时之内离京前往天津，否则中方不能再保证洋人的安全。
中方还提出用武卫军护送的建议，通牒上面明白无误地签注了时问：“十九日下午四时正。”也就是说，20日下午4时是期限。通牒并没有提及宣战一事，这二份通牒像炸弹一样在使馆区炸开。
朴南威尔描绘当时的情景说：
“十二份文件像十二份炮弹在公使团的防线以内向十二个方向轰击，在浓烟开始聚集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窒息。”
公使团受到的打击当然最大。前不久，立山、联元、徐用仪等大臣来访时还表达出和解的气氛。
据赫德爵士在17日的日记中说：
“窦纳乐仍然认为庆亲王和荣禄已受太后信任，中国政府将对外国人示好。”
最令人沮丧的是，公使团对大沽炮台发生的事情和杜士兰发出的“最后通牒”一无所知。
公使团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根据中方的通牒，大沽是否已被攻占尚不清楚。
外国人之间对中方通牒的含义也发生分歧。大多数人认为联军方面对大沽炮台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中方己予以拒绝，所以才会有驱逐洋人之举。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西摩联军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此外，天津租界的命运也难以确定，因为战端已开，租界能否守住还是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方在保证外国人安全这一点上已经放弃了任何责任是很清楚的。
窦纳乐认为：这是“用一种礼貌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所以，外国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被杀。
使馆区内一片混乱，大家都在埋怨外交官对中国政府刺激太大。公使们则怪罪在天津的领事团和军事当局。
有人形容当时情况：
“人人都已失去自我控制，行为都开始不正常。”
大家一致同意联军在大沽的行动是不成熟的，或用窦纳乐当时的话说：“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刺激。”
窦纳乐当晚坐下来给天津领事贾礼士写了一封未能发出的信，信中对贾礼士进行了严历的训斥。他告诉贾礼士公使团已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
“对大沽这件事公使团表示完全不理解，因为公使团是政府的代表，而天津领事团能做出这种交战的决定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公使团在当时确实认为大沽的行动使他们变成了集体人质。
5、洋大人众生相
紧急会议上仍然争吵不休，大多数公使认为既然有大沽这件事，只好采取和解的态度，离开北京。但大家都觉得24小时限期过于仓促，交通工具也远远不够。
法使毕盛和美使康格的观点最明确：除了接受最后通牒之外别无更好的办法。
在绝大多数公使同意出京之时，德使克林德站出来表示反对。
克林德要求公使团不要被中国人所吓唬。他指责公使们胆小怕事，同时又指出中国提供的卫队不可靠，对外国人十分危险。
其他公使对克林德一贯的粗野作风早已习惯，同时对他的动机时有怀疑。英使窦纳乐和俄使格尔思从来不大相信克林德的话，认为他不诚实。会议期间的气氛十分紧张，荷兰公使克诺贝尔居然哭了起来。
克诺贝尔胆子极小，在会上一言不发。在后来的围攻使馆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躲在英使馆的地窖里，没有参加任何战斗。 有趣的是，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里出来察看联军有否到达，被一颗流弹打中大腿。因为他是公使中唯一的受伤者，回到荷兰以后，成为国家的英雄。
公使团的辩论长达6个小时，最后决定各自向总署递交“十二份相同的照会”，因为中方的最后通牒也是“一式十二份”的。照会要求第二天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同时要求中方提供足够的运输工具，并要有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外国人到天津。
然而，德使克林德的照会在一个关键之点上与他国的照会不同。其他公使的照会都提出希望中方对照会迅速做出答复，而克林德的照会却明确地说德使明日上午9点将到总署会晤中方大臣，不管中方答复与否。
这个照会的措辞究竟是意还是有意的尚不清楚，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和当事人都认为这个照会是克林德遇刺身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克林德把自己的行踪明确通知了中方，所以中方有时间从容地安排刺杀行动。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公使团已决定离京。莫理逊说他“为自己是白人感到羞耻”。
1900年6月20日上午8点，公使团在法使馆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到了9点钟，也就是公使与总署约定会晤的时间，中方仍无反应。窦纳乐的解释是，中国的官僚从来没有开夜车的习惯，所以没有及时答复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公使则怨气冲天，有的人过于神经紧张，有的人失去控制力，他们认为中方有意对外交官刁难。克林德更是怒火中烧，说这里面有大阴谋。他大声疾呼，要公使团在危险面前不能退缩，应集体到总理衙门去抗议。
其实，克林德认为中方有预谋，故意不回复公使照会是没有根据的。
正如窦纳乐猜测的那样，19日晚上，总理衙门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不在署。19日下午5点最后通牒发出后，他们都回家安顿家小去了。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消息也在京城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一战不可避免。总理衙门的工作已暂告结束，军队将控制局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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