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而接过政治权力棒的摄政王载沣也没有供其挥霍喘息的政治资本。他决定从整顿吏治入手，开始改革。
他担任摄政王不久，就以宣统的名义给内阁下了“立国之道，以民为本”的诏书，要求各级官员为老百姓办实事。他还严厉警告各级官员，一旦发现谁徇私舞弊、贪污受贿、赏罚不明、用人不公，将坚决将其清除出干部队伍，问责到底，绝不姑息纵容。
没几天，载沣又颁布了一道“崇尚节俭，屏戒浮华”的诏书，痛斥官员中存在的“吃拿卡要”和公款私用等行为，要求官员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把节俭的中华美德坚持下去。他还率先垂范，取消了各省每年向朝廷进献祭祀用鲜物之外贡品的义务。
然而，摄政王高屋建瓴，官员们却阳奉阴违。因为作为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却爱财如命，载沣非但没有对其进行丝毫惩戒，反而继续加官晋爵，予以重用。同时，借哥哥的权势，载沣的弟弟载洵等人也成为高官，并大肆搜刮钱财。一次，作为钦差大臣，载洵被派到奉天（今沈阳）查案，火车到了目的地，他就是不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3000套件貂皮才肯下车。
对亲信贪腐的纵容和对家属丑行的默许，让其他官员看到载沣的反腐纯粹就是一场欺瞒世人的政治秀，载沣的政治威信大大受损，其在官员中推行的吏治改革也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政治游戏。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能力，任何改革注定都要走入死胡同，并最终让改革者自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