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春，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了六个月的婚假，并表示愿带几个中国人随行，让他们见识一下近代世界。
此时清廷尚无官员出洋的先例，也没向世界各国派遣使节。之所以如此，用恭亲王奕的话说就是“礼节一层，尤难置议”。外国使节不肯行跪拜礼，皇帝就一直回避接见他们。大清使节如果对外君主行跪拜礼，有辱体面；改行鞠躬礼，又会成为外国使节也不行跪拜礼的借口。
赫德的建议，让奕发现了变通的机会。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我们不妨从同文馆里选几个学生出洋游历，他们都是身份低微的八九品官，没那么多涉及礼仪的活动，再找个老成之人管束着就万无一失了。
总理衙门选中的“老成之人”是63岁的旗人斌椿，在总税务司署做中文秘书。其子广英在内务府做笔帖士，负责满文与汉文间的文书翻译工作，也随行照料。再加上从同文馆里选的三名旗人学生，这五个旗人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为将失仪的风险降至最低，清廷没给这支考察团安排任何政治任务，他们只需游览异国的风土人情并做好记录。
此外，总理衙门还考察了斌椿的思想状态，发现他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不会被蛮夷所惑。
三月，考察团从上海启程，在一个多月后抵达法国马赛港，先后游历法国、英国、荷兰、芬兰、俄国等十余国，于同年十月回到上海。斌椿的考察成果，是一本叫《乘槎笔记》的游记，和两部收录130余首诗作的诗集。在诗中，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描述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大英雄，但他的考察并没多少实际意义。
斌椿在欧洲见到了迥异于中国的繁华城市，其公共卫生与绿化建设，以及路灯、长椅、公园、动物园、剧院等配套设施，还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都让他惊叹不已。
斌椿也体验了许多先进的器械。先是法国客轮让他大开眼界，船上有可将海水蒸馏为淡水以供数百人饮用、洗漱的庞大设备，还有让满船人感觉“清风习习”的风扇，以及稳当到让人可在船上练习书法的动力系统。他还坐了火车、乘了电梯、打了电报、用了冷热水龙头与抽水马桶，参观了造船厂、玻璃厂、医院、博物馆……
所有新鲜事物中，斌椿最喜欢歌剧院，尽管他根本听不懂歌剧。他在巴黎看的第一场剧，布景“山水楼阁，顷刻变幻”，演员“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
赫德在日记中说，他将斌椿一行带往欧洲是希望欧洲政府对他们有良好的印象，也希望斌椿回国后可以出任外务部长，引起清廷对科技的兴趣，从而遣使出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基于理性的友谊”。
怀着这样的心思，赫德给斌椿一行安排了许多外事活动，但这既不符合清廷的预想，也不符合斌椿的自我期许—他从未想过执掌外交事务。所以，他搬出要去看剧、外出观光、身体不适等理由来逃避外事活动。当赫德希望他继续前往南北美洲时，他坚决拒绝，要求回国。
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如此总结斌椿的欧洲之行，“他从一开始便感到苦闷，希望辞去任务、回到北京……他的使命是一种失败。”
其实，斌椿的苦闷是选择性的。单纯的旅行让他非常开心，城市街衢、风景园林、器械发明都被他详细记录下来。而对那些接触各国首脑的政治活动，他写得非常简略。这种取舍，既是执行清廷的意志，也是一种自保，以免遭人指摘。
此外，斌椿还将他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中国化”。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作何用途，却感叹《庄子》里早就提过；见到自行车，他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此物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听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对于英国王室的招待舞会，他赋诗道：“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如果不知内情，谁能看出这是在描述白金汉宫的舞会？
与这种自矜的文化心态共生的，是斌椿爆棚的自我陶醉感。他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其实，有赫德等人全程安排，哪有这般悲凉呢？他自夸“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我虽长得不帅，但文采足以倾倒蛮夷；在欧洲不但有仙女给我簪花，王侯也为我的才华而拜服。
这种自我陶醉感，竟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途经埃及时，当地暴发瘟疫，海关实施隔离政策，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斌椿自觉是医道圣手，跃跃欲试而不得，只好慨然作诗一首，“爱人（斌椿称埃及人为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遗憾的是，清廷并没让这位“人间医国手”发挥余热。尽管他已对见闻做了“中国化”处理，也在诗中将欧洲人称作“蛮貉”，但帝师翁同龢看到他的游记后仍很愤怒，在日记中指责他“盛称彼中繁华奇巧”，将夷酋称作“君王”，将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真是岂有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