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二，驻跸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一份来自西南边陲的加急密奏。奏疏的内容既非军事，也非救灾，而是关于一份蹊跷的奏折。
云贵总督在奏折里说，今年六月初八，属地官员在例行检查时，从一个客商身上发现了一份署名为当朝大臣孙嘉淦的奏折。奏折是抄录下来的，内容充满对当今圣上的诋毁谩骂之词，“词殊不经，胆肆讪谤”，还捏造了皇帝的批示。
这份奏稿“斥言（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而且弹劾朝中大臣。孙嘉淦虽然敢说敢写，但并没胆子写这种直白的攻击当朝皇帝的奏稿。这份奏稿显然是想借孙嘉淦扩大影响，吸引注意，而且也确实达到了目的。
接到密奏后，乾隆仔细看了附带的奏稿，自然是气歪了鼻子，他决定彻查此案，找到当初写这份奏折的人。他下令云贵总督严审持奏稿的那个客商，务必通过他追查奏疏来源，揪出幕后真凶。过了几天，云贵总督回奏，持奏稿的客商在贵州和云南之间贩卖黄连，他的奏稿是从贵州的另一个商人那里抄来的。
乾隆考虑到各省官员遇到跨省搜检、盘查不好协调，于是传谕由步军统领直接负责此事，统一协调此案，但又害怕盘查会使得假奏折流传越发广泛，还警告其要注意保密，“不可稍有张扬泄露”。步军统领不敢懈怠，密令各省从速暗查当地是否有假奏稿流传。仅仅十几天，四川、湖北、湖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先后都发现了假奏稿。
案情奏报到乾隆那里，他更加焦虑暴躁，下旨：这个问题波及全国，要引起重视，不得视为寻常事件，如若不然，轻则斥骂，重则撤职。
在乾隆的亲自督战下，各省都抖擞精神，搜查奏稿，即使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这一查不要紧，假奏稿越查越多，牵扯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底谁是撰写者依然没有音讯。乾隆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审阅各省奏折，又要辨析奏稿真伪，剖析谁是幕后真凶，精神紧张到了几乎草木皆兵的地步。
例如，山西巡抚上奏，当地抓获一个落魄书生，他作了一首诗想献给皇帝，诗中语言狂妄悖逆。乾隆认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关，或者可能是其党羽，责令详勘。经过一番折腾，结果发现此人不过是一个因落榜而受到刺激，精神不太正常，想借献诗得到重用的疯子，与假奏稿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仍被乱棍打死。
各地查出假奏稿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来，类似这样捕风捉影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份奏稿俨然成了最火爆的畅销书，不知不觉间已经传遍了偌大的中国。从九月份到年底的短短三个月间，除福建省外全国都发现了奏稿。乾隆为此还专门质问福建官员，为何他们那里没有。福建官员也很会办事，过了两天就奏报说，他们那里也发现了奏稿。
乾隆在气愤之余也很明白，这类案子查起来比一般案子难得多：一来涉案人员多且杂，士农工商兵都有参与；二来涉案人员流动性强，尤其是那些贩夫走卒，从一地到另一地，奏稿就随之像瘟疫一样传播开了。
事已至此，再捂盖子是不行了。乾隆横下心来降下谕旨：改秘密查办为公开严查，举报有赏、私藏严惩！
如此大案转为公开追查，各地要员于是纷纷亲自出马，担任本地专案组组长，身体力行东奔西跑。全国17个省登时掀起一场跨省追捕的大混战。
随着抓捕的深入，被捕入狱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案件的进展并不大，案犯相互攀扯、诬告，被抓者在刑讯逼供下只好认罪，但稍一松刑就又大呼冤枉，弄得乾隆精疲力尽，焦头烂额。
湖南查出有人携带奏稿进入贵州，乾隆联想到，奏稿中有为前任云贵总督鸣冤的内容，这人进入贵州，应该是前任云贵总督的余党。于是命人连夜审讯，结果大失所望：此人只是普通百姓，只是因为好奇才花钱买了一份阅读，没想到引火烧身——朝廷的重视增加了这份奏折的神秘感，更激发了百姓的猎奇心理。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如此折腾了数月，乾隆下发的谕旨已经足足三万多字，案情却依然难以推进。他一面部署着全国范围的跨省追捕，一面斥责某些官员不负责任，办事浮躁。为杀鸡儆猴，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乾隆下旨撤掉了他认为查案不力的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的职务，提解二人到京问责。
乾隆原以为这下各地会卖力查办，不想却招来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劝谏。十二月，有御史上奏，称因一件假奏稿就处置大吏要员，很是不妥，而且这一案子株连太多，早该收手，应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释放，以展现皇恩浩荡。
就此罢手，无异于宣告此前兴师动众追查的失败，皇帝的脸面、朝廷的尊严往哪儿搁？此事“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没有结果是不能罢休的。乾隆当即怒斥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如果有人咒骂你的祖宗，你会装聋作哑吗？之后将其革职发配了事。
巧的是，就在当月，新上任的江西巡抚查到长淮千总卢鲁生及其子传抄奏稿。经审讯得知，他们的奏稿来自南昌守备刘时达。而刘时达的奏稿，则是乾隆十五年七月由其子刘守朴托人捎来的。经过比较，刘守朴接触奏稿的时间为最早，应该就是案子的源头。
乾隆得到这一消息，精神大振。但案子不久又重新堕入怪圈。刘守朴供说奏稿是他的属下帮他送递的，再问其属下，则供说得自苏州，而给他奏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眼看案情到此又要断线，乾隆不忍再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决定尽快了结此事。于是，他找来了军机大臣。
次年二月，军机大臣奏报：经审讯，刘守朴属下此前交代的都是捏造的；事实是，刘时达与卢鲁生曾遭到时任湖广总督的孙嘉淦的斥责，对其怀恨在心，于是两人合谋捏造了这一奏稿诬陷孙嘉淦。这样，伪奏稿案已经“真相大白”。
当月，乾隆就降下谕旨：卢鲁生凌迟，刘时达斩立决。随后通告全国，伪奏稿案主犯已经归案，其他传抄诸人全部赦免，但官员不能免罪。
就此，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蔓延全国17个省，牵连上千人入狱、数十名大员受到处分的伪奏稿案匆匆了结。
只是，这一案件了结得太过仓促，称得上漏洞百出，很难令人信服。奏稿中弹劾了不少大臣，其中有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和尚书讷亲，但这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也退了休，那卢、刘二人为何还要冒死弹劾这些人呢？从结案过程看，卢、刘本来是孤立的两个案子，合为一个案子后，在乾隆的催促下两人居然没有对质就被匆匆结案处死。按乾隆的说法，该案已经“全行昭著、无可候质”，显然人工斧凿之处太过明显。
后世的学者多认为，这一案件更可能的真相是：十几年前，也就是早在乾隆三年，此奏稿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弹劾的是鄂尔泰等几个掌握实权的大臣，当时乾隆认为不必深究，禁毁即可。没想到十几年后，奏稿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进而形成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案件。如果确系如此，卢鲁生、刘时达等人只能是替罪羊了。
综观这起伪奏稿案，实乃乾隆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亲自导演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追捕。联系当前频发的因网上发帖而跨省追捕的事件，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是一脉相承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捂盖子的观念根深蒂固，看到网帖的负面影响，便担心网帖会给自己抹黑，从而引起上级关注和舆论聚焦，于是轻易发动跨省追捕。
消除跨省追捕，为政者还是要及时发现问题，做到闻过则改，变堵为疏，主动化解矛盾，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如此，因言获罪和跨省追捕就不会再一次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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