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大清王朝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签约之日，双方约定十年后为修约之年。
眼见得又到了十年之约的日子，清廷上下不由紧张起来：朝野上下对10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究竟派何人去完成续约的事情？清政府不得不慎重其事。尤其令人头疼的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则一概茫然。”万一选错了人，“贻羞域外”事小，耽误了国家大事岂不糟糕？
天津条约
就在所有人头痛不已时候，一个叫蒲安臣的美国人到总理衙门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大清国效犬马之劳。恭亲王奕顿时如获至宝，上奏两宫太后，“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清政府实在是无使可派，眼见得修约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只是清政府也不傻，担心蒲安臣擅权、吃里爬外，先小人、后君子，将丑话说在了前面，对他的外交权限作了约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不遂应允，须照会清廷覆准，方能照行。
蒲安臣
于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吊诡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美国人担任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大臣，并为清廷与自己的祖国缔结了一个平等条约。
蒲安臣，182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波士顿市，22岁时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毕业后在波士顿当律师。1855年，蒲安臣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后来为了帮助林肯选举，毅然辞去了议员职位。林肯任总统后，蒲安臣成了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
蒲安臣在中国认真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帮助组织和部署由美国人指挥的洋枪队，积极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经常应要求出面替清政府与其他列强进行外交斡旋，每每替清政府争取利益。
大清外交使团成员合影
蒲安臣的所作所为,深得清政府依赖，恭亲王奕更是称其“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所以，当蒲安臣才流露出愿为大清效劳的意思，奕当真是喜出望外。
毕竟任用一个美国人为大清国外交大臣太过唐突，为了消除英法等国的“疑虑”，清廷索性又委派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为蒲安臣的助理。同时，颁发给蒲安臣木质汉、洋合璧关防大印一颗，“以资取信各国”。
一番紧锣密鼓的安排之后，清政府终于向西方派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
大清国旗
1868年2月25日，使团一行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由上海港出发启航，开始了欧美之行。蒲安臣也知道此行责任重大，思虑再三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在了美国。当使团一行人行程近半，蒲安臣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船只上居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插国旗。蒲安臣干脆越俎代庖，亲自设计了黄底镶蓝边、长三尺、宽两尺、中绘一龙的大清国旗。千万不要小瞧这面旗帜，当象征中国的龙旗在欧美世界飘扬时，它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了国际社会之中。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团一行抵达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美
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谢词中也兴奋地表示，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
大清外交钦差大臣蒲安臣
蒲安臣一行人抵达华盛顿后，在白宫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郑重其事地递交了国书。
在美国，蒲安臣代表大清外交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向美国民众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此后，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尤其是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这一条看似无足轻重，却为后来自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可谓功莫大焉！
说公道话的梁启超
悲催的是，蒲安臣为清政府争取到的条约，平等不平等不敢妄评，但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卖国条约。
当时梁启超是如此评价的——“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一个外国人卖了大清的国，想想也是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