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欧洲部分的状况则不同，欧洲的乡村因为没有发展大地产的自然条件而是农村公社保留下来了，自由的农民阶层也得以幸存下来。乡村的人口稠密，而城市人口则相对较少。即使是这样，欧洲的城市仍然在发展。如帖撒罗尼加科林斯、底比斯、德米特里厄斯等城市一直未停止发展，直到12世纪，也还相当富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冶金业在世纪发展起来，欧洲城镇的加工制造业也发展迅速。
一、拜占庭的农村村社状况
拜占庭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本社会，帝国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拜占庭的农村是以村庄为基层组织单位，农民组织成大小不等的村，村庄内以农民的居住区为核心分布着农民的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并且拜占庭的农村有纳税单位的含义。村庄在拜占庭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村庄具有保证帝国税收的作用。
《农业法》法规比较清楚地表明农民因破产而迁徙的自由权利，明确地肯定了与逃亡农民同在一个村庄的其他农民们具有使用弃耕农田的优先权，强调因农民逃亡成为弃耕土地的使用和该土地产品的归属，以及纳税义务的转移和完税的责任，即当一块田地成为弃耕田后，该田地原来承担的国家税收义务并不因为原主人的消失而消失，其纳税义务不是确定在农民身上，而是承负在土地上。
当然，确保农民完成国家税收的组织就是村庄，无论农民怎样迁移，其纳税义务总不会迁移出原来所在的村庄。村庄就是拜占庭的基层纳税组织。拜占庭基层的村庄纳税单位保证了帝国的税收，是帝国得以存续并发展的基础。而正是这种附带税收功能的村庄逐渐消失在世纪以后发展的大地产的汪洋大海中。
二、小亚细亚地区大地产的兴起
10世纪，随着拜占庭军区制的完善，帝国的一大批军事贵族兴起，使得本来就存在的大地产发展迅速。拜占庭的大地产形式多样，大概包括皇产、教产以及贵族地产。但是，由于拜占庭帝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因此，皇帝在理论上是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的。那么，无论是皇产、教产还是农民或者贵族地主的私产，都自愿或被迫服从皇帝的安排。
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是处于皇权控制下的流动状态，国有和私有这两种所有权形式处于不断变换之中。皇帝可以将土地赏赐贵族，使该土地从国有变为私有。皇帝也可以没收贵族的土地充公，使该土地从私有变为国有。军区制改革后，以服兵役为条件分配给农兵耕种的土地被军事贵族侵吞后就意味着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而国家通过法令强制恢复对教会土地的税收则意味着恢复了该土地的国有性质。
而在10世纪帝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遥远的黑海南岸和爱琴海沿海个别地区出现了亲王封地，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地处萨拉森人的前哨，兴起了大批的贵族地产。贵族又有免税权以及自己的势力，便脱离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这些大地产则分别属于帝国的不同阶层。
然而，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大地产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土地组织形式。帝国政府就是其中的大地产所有者。在帝国早期，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主，帝国专门设皇产司来管理皇室及其宗室的产业。这些皇产包括古罗马时期各自治城市保留的公民地，按罗马法律没收的罪臣及重犯的土地，以及国家没收的无遗嘱继承和遗嘱无效继承的贵族官宦之家的世袭房地产；还有一些来自被征服国家和民族的国有土地及荒废的原属古罗马异教神庙的土地和城市土地等。
随着帝国东方形势的变化，阿拉伯势力的衰弱以及国内发展趋于稳定，帝国的行政系统也走向完善。帝国的一批军事贵族幵始兴起。他们通过家族联姻以及购买和对公共土地或公社土地的强占，地产急剧增加。然而，他们虽然不能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但却拥有由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农以及军事地位而获得的一切社会和经济上的权利。到了世纪，帝国的军事贵族们更加肆无忌惮，吞并地产的趋势愈演愈烈。
三、宗教用地大量增多
以基督教立国的拜占庭帝国，东正教会自然在拜占庭社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帝国东正教会经历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正教会的地产和修道院的地产都急剧增加。毕竟抽象概念上的修道生活被拜占庭社会各个阶层所羡慕和尊重。所以，捐赠在修道院建立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决定这些修道院的存亡的因素远不止是建立者的付出与捐赠者的热情，最重要的因素是修道院土地的合法地位决定着修道院未来的财产。
同时，大军事贵族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私人宗教地产的占有。并且贵族们向修道院捐赠大量土地。拜占庭的贵族们大都认为修道生活是完美的生活，出于精神满足层面的原因，通过捐赠他们的财富、土地、房产等使他们能够表达他们对于修道生活的羡慕。
这一发展的结果就是家族修道院的兴起。尽管拜占庭法律规定所有的修道院的建立必须得到当地主教区主教的同意并且要得到他的祝圣，而一个清晰的趋势是世纪末期一大批的独立的个人宣布他们的地产成为自己的修道院，并且这些修道院的建立不受当地主教的干预。这些修道院是私人财产，他们反对在帝国权力和主教制度这样的公共制度支持下的修道院。而这一趋势更由于帝国在10世纪中后期的扩张而使修道院的地产，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都变得发展迅速，福卡斯家族和马林努斯家族在小亚细亚都有自己的家族修道院。尽管在帝国其他部分的证据比较稀少，但是小亚细亚沿岸为修道院地产在10世纪的扩张提供了另一个典型的例证。就连帝国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也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为修道旅行的人提供的住所。
四、经济重心的转移
拜占庭农村中的劳动者主要由富裕农民、贫穷农民、佃户和奴隶组成帝国在世纪普遍施行的军区制。农兵以服兵役为代价换取耕种兵役土地的权利，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则效劳疆场，而兵器马匹和粮草服装自备。由于上述军事贵族以及修道院兼并侵吞农民地产，大批农民成为依附农，他们或成为大地产所有者的依附农，或者逃亡到其他地区。而又由于那些大地产集中在帝国东部，由于帝国巴尔干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不利于建立大地产。所以，对于大贵族们来说，开发小亚细亚的大地产就是有利可图的。
对于帝国税收体系来说，这些大地产的集中等于将政府与纳税农民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帝国的税收在基层被贵族截留了，而这些大贵族是享有免税权的。东部大地产集中所带来的是大贵族财富的增加和势力的增长。而拜占庭东部的乡村，社会不平衡性却日益增长。从95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公社迅速瓦解。虽然出于行政目的，它仍然作为财政估值的主要基础。
然而依靠农村公社一致纳税原则来维系的古老的公社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状况。公社制度所依赖的是人口数量、食物需要以及提供所需食物的技术工具都处于平衡状态，到10世纪时己不可能再维持那种平衡状态。农村的贫富差距也在增大，那些拥有劳工、生产效率高而土地不足的农民与那些装备很差、产量也不高还不能按时完税的农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此外，无继承人的土地在拜占庭社会是要归还领主的，政府增加地产进而打破了农村公社的结构。而即使是那些没有离开土地的贫困农民，仍不得不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势力强大的邻居们或者将自己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成为他们的依附农，以此作为对租金的偿付。这样，受益者就是大贵族。由于国家对世俗或教会地主的捐赠，而使农村公社进一步瓦解。
在10世纪中后期，帝国能征善战的皇帝们将帝国防线再次推进到托罗斯山脉，而使小亚地区的边疆状况趋于稳定。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各个阶层对于土地的疯狂占有。帝国东部地区不仅在军事防御方面开始动摇其重要性。在经济方面，渐渐地失去了帝国主要经济来源的重要地位。而这时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则渐露头角，成为帝国边疆防御和经济的重心。
正像帝国在10世纪军事贵族兴起一样，这些贵族们通过自己拥有的军事实力扩张着自己的地产以拱卫自己家族的利益。而这些大的军事贵族大都兴起于小亚细亚或者亚美尼亚地区，即兴起于帝国的东部边疆。这当然得益于阿拉伯人的入侵与拜占庭军区制的建立。而大贵族财富的增长又刺激了城市的消费，就使乡村人口越来越多的迀移到城市。
到11世纪中期，小亚细亚已经是一个人口稀疏的地区。小亚细亚的乡村公社逐渐解体了，拜占庭的税收基础也就逐渐衰弱。由于小亚细亚地区大地产发展最快，帝国农村公社在这一地区解体的也最快。随后，小亚细亚地区的贵族们向城市的迁移就使东部行省便成为真空地带，迁移进去的大都是斯拉夫人。
帝国在此之后与土耳其人战争的的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与东部经济状况不同的是，帝国西部边疆正在悄然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事实上帝国的重心正在慢慢地由东部行省转移到了巴尔干地区。随后，巴尔干地区在瓦西里二世开始就成为了帝国的主要战区。斯拉夫和西方以及巴尔干地区也就成为帝国对外关系的重心。
总结
这一切都在说明，拜占庭的经济重心从10世纪中后期开始从小亚细亚转移到帝国的欧洲部分。包括保加利亚等多瑙河地区也不再遭到斯拉夫人的袭击。拜占庭通过基督教将斯拉夫人纳入到拜占庭文明体系之中。
同时，帝国各个不同部分的经济状况在这一吋期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帝国与周边各民族在10世纪中后期的关系。帝国的对外事务越来越针对多瑙河沿线，越来越关注领土的欧洲部分，甚至这也导致了长期的后果，帝国在马其顿王朝末期，欧洲部分的官僚贵族势力开始抬头，直接影响了帝国的政局，这成为帝国在世纪东部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其帝国对外重心的转移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