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17日，是山东半岛东端的小城威海卫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天。
威海卫相伴的威海湾，以及海中的刘公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国家海军——北洋海军的重要军港，然而，当天这座军港向敌手敞开了门户。上午9时许，一艘艘飘扬着旭日旗的日本军舰编队驶入威海湾。与此同时，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载着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海军军官，黯然驶出威海湾，这是当天海湾中唯一一艘还悬挂着龙旗的军舰。中日军舰交错相遇时，日方鸣炮致哀，曾经称雄东亚的北洋海军，就在这样凄凄惨惨的场景中告别历史舞台。
丁汝昌等的灵柩从刘公岛铁码头运上“康济”舰。来源/作者供图
20年前的1875年，清政府受日本1874年侵台事件的刺激，经责成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讨论海防政策，决定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负责筹建南、北洋海军，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基本战略。而后，因为北洋海防事关京畿门户的海上安全，重要性突出，得以一枝独秀，优先建设。经北洋大臣李鸿章10余年的苦心经营，建成了一支总兵力3000余人，在编舰艇25艘（其中战斗舰艇15艘）的舰队，以及以天津、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烟台、胶澳（今青岛）等军港为支撑点，包含了炮台、学堂、机器局、医院等机构的庞大后路体系。1888年，北洋水师全军获得国家正式编制，改称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采用海军番号的国家经制武装。
北洋海军在中国军事制度史、海军史等领域开创了全新篇章，由于装备完全近代化，人员也高度专业化，是当时清王朝最特异的一支武装力量，被誉为是“模傲欧洲”的舰队。然而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北洋海军被停滞了装备的更新，在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大背景下，迅速被日本海军超越。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在海上首当其冲，与日本海军苦苦搏杀，最终在1895年战力耗竭，兵败刘公岛。
北洋水师操练图片。来源/陈悦:《中国海军百年军服(一)》，《现代舰船》 2006年第6期
接舰
1895年2月17日刘公岛失守后，北洋海军残存官兵集结至距离威海最近的重要港口城市烟台等待处置。根据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指示，除被日军放还的“康济”舰还需保留官兵外，残存的其他官兵在补发完积欠的军饷后全部遣散（鉴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在2月11日向日方作出有条件投降的意思表示，应发的军饷只计算到2月12日为止），概不留用，舰长一级的高层军官还将被进一步追究战败的责任。
清政府开革北洋海军军官的档案记录。来源/作者供图
作为北洋海军战败的连锁反应，3月12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具折上奏，以“衙门暂无待办要件”为由，自请撤销机构，额定的海军经费也全部解交户部，同时申请将原北洋海军官弁来源的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学堂等也一律裁撤停办。到了这一年的7月22日，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更是以“舰艇已失”，将北洋海军的全部315个军官实缺全部奏销。至此，北洋海军这支部队从编制上也不复存在。
北洋海军覆灭后，清王朝所采取的这番处置，一方面源自中国传统军事道德和清王朝军律中对败军的惩罚姿态，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舰船损失殆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海防要港也相继被日本侵占，事实上北洋海上武装也几乎没有了生机。
转机在1895年的夏季来到。
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后，慈禧太后谕旨将此前各省报效颐和园工程的“海军巨款”本金全部用于购买海军军火，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始过一轮临阵抱佛脚般的海外购舰行动，在国际市场上打探有关舰船出售的种种消息，甚至与欧洲以及南美洲国家接洽，意图转购外国海军的现成军舰，以便快速充实北洋海军战力。然而这些购舰行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仅有的成绩是1894年8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了一艘概念型的鱼雷炮舰“飞霆”，以及1894年10月在德国伏尔铿公司订造了一艘名为“飞鹰”的新式鱼雷炮舰。
由于订造的时间较晚，“飞霆”“飞鹰”没有能赶在战争期间来华，二舰完工时已经是甲午战争结束后。1895年夏季，接收这两艘军舰的事务被摆到了北洋大臣的台面上，为此一批已经被裁撤的原北洋海军官兵被起用。
1895年6月23日，“飞霆”舰由英方船员驾驶，从英国北部港口纽卡斯尔起航，9月21日平安抵达天津大沽交付。为了给该舰配置舰员，北洋大臣王文韶责成组建接舰部队，包括原“定远”舰大管轮陈兆锵在内的一批北洋海军官兵由此重回海上。
回国途中的“飞鹰”舰。来源/作者供图
7月间，德国伏尔铿公司建造的“飞鹰”舰也已告成，需要尽快派员接收，北洋大臣又起用了原北洋海军督操陈恩焘、原“靖远”舰帮带刘冠雄，由二人在直隶、山东、福州等地招募原北洋海军官兵，组成接舰部队，于7月18日从上海乘商船前往德国接舰，当年岁末顺利驾驶回国，“飞鹰”舰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重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艘军舰。
因为北洋海军的编制已经撤销，此时这些获得起用的原北洋海军军官，都没有正式的官职身份，其任职属于临时性的“差委”，和当年北洋水师最初组建时的景象十分相似，渐渐聚多的北洋海防的军舰，也开始重新使用北洋水师这一非正式番号。
调防
就在“飞霆”“飞鹰”陆续回国、成军后不久，北洋海防又遇到了对重建海军的急迫要求。
1895年5月8日，清王朝和日本政府代表在山东烟台完成换约手续，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生效，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中，日本不仅索取了巨额的军费赔偿金，而且还侵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中国台湾，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力量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对东北亚地区利益抱有企图的俄国、法国、德国对此不甘坐视，联手对日本进行威胁“劝告”，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11月8日，清王朝与日本在北京签订有关中国赎回辽东的《辽南条约》，据此，在清王朝支付完赎辽费后，日军将从辽东撤离，包括重要军港旅顺在内的辽东地区将由中国收回。而随着旅顺的回归，重新构建北洋海防的问题就迫在眉睫。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的签字。来源/纪录片《甲午》截图
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海岸线上稍有规模的近代化舰队还有驻在吴淞口内的南洋水师。应王文韶的奏请，就在《辽南条约》签订的当天，1895年11月8日清政府谕令南洋大臣张之洞，要求南洋水师当时全部的5艘主力舰“开济”“镜清”“寰泰”“南琛”“南瑞”一并北上，到北洋地区“填防”。张之洞认为南洋的这些军舰样式老旧，不堪大用，又与总理船政大臣边宝泉协商，将船政仅有的1艘主力舰——鱼雷巡洋舰“福靖”也抽调北上，和南洋水师军舰一起前往北洋。时隔不久，北洋大臣更直接与船政接洽，调用船政新造的“通济”号练习舰，由原北洋海军军官李和接管北上，担负培育新一代海军军官的重任。
这些临时借调北上的军舰，与北洋海防当时的“飞霆”“飞鹰”“康济”聚首后，俨然也成了一支略有规模的舰队，空白许久的黄渤海地区终于又出现了龙旗舰队的航迹，成为重建海军的某种重要迹象。
收回旅顺后，停泊在旅顺东港池的“飞鹰”舰。来源/作者供图
购舰
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初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清廷，申请创办船政，使得海军建设的具体工作一度改由设在福州马尾的总理船政衙门负责。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调整海军建设战略，改由南北洋大臣主持，在其背后则又恢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导，北洋海防早期购置蚊子船等军舰，无一不是经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一局面发展到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王朝新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再度将海军建设权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移出。到了1895年北洋海军战败，海军衙门撤销，海军建设主导权理论上又重新回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院正房。来源/cnki学术知识图片库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
海军建设主导权多变的背后，透露的是清王朝高层的权力博弈，以及顶层战略的模糊不清。在既往由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主导的北洋海军扫地一空，海军建设权重新出现到总理衙门视野中时，恭亲王奕訢主持的总理衙门似乎想要展示自身的能力，在1896年的开始了一番手笔颇大的建设动作。
总理衙门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这一渠道，意图购置一批全新的军舰，恢复海军。
收藏于北京大学的“海容”级巡洋舰原厂模型。来源/作者供图
1896年5、6月间，经过前期的反复方案论证与修订，总理衙门一举向德国伏尔铿公司定造了3艘同型的穹甲巡洋舰，以带有“海”字的词语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这种单舰排水量2950吨的军舰，设计上酷似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所面对的强大对手——日本海军的新式巡洋舰“吉野”，全舰的大、中口径火炮全部是克虏伯速射炮。
“海龙”级驱逐舰。来源/作者供图
紧随其后，总理衙门又向德国希肖造船厂定造了4艘驱逐舰，也都用带有“海”字的名词命名，称为“海龙”“海犀”“海青”“海华”，这级军舰排水量305吨，航速32节，属于当时世界上最新式、航速最高的军舰之一。
“海天”号巡洋舰。来源/作者供图
按照总理衙门最初的计划，原本还将要在德国伏尔铿公司定造2艘主力舰，其设计属于一种排水量接近万吨的小型前无畏舰，然而后来可能受到英国势力的影响，这2艘主力舰改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定造，设计则改成了一种4300吨级的穹甲巡洋舰，命名“海天”“海圻”。
总理衙门在1896年密集发出的这批军舰定单，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支舰队的大致面貌，未来这5艘“海”字巡洋舰和4艘“海”字驱逐舰，将会组成新海军的主力阵容，再辅之以国内已有的“飞霆”“飞鹰”等舰船，重建海军呼之欲出。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经历了甲午战败后的赔款勒索，清王朝的国库实际濒于枯竭，总理衙门用于购买这批舰船的资金，实际上大量来源于在国际市场上发行政府公债所筹集的款项。
短时间内大量密集地定造军舰，立即对海军专业人员提出了需求。为了保证舰船建造质量，又一批原北洋海军军官被纷纷起用，派往欧洲担任监造官，其中曾宗瀛、林鸣埙赴德国监造“海容”等巡洋舰，吕文经、蔡灏元、何嘉兰、吕调镛、林国禧监造“海龙”级驱逐舰，程璧光、林国祥、卢守孟、谭学衡、陈镇培、黎弼良赴英国监造“海天”“海圻”。
重生
1896年在欧洲定造的9艘舰艇，集中于1898至1899年陆续建成，由建造方负责雇佣水手驾驶到中国交付。这组舰艇所需配置的舰员多达千余人，为了使其尽快成军，数量更多的原北洋海军官兵在此时被召唤起用。
新建北洋水师首任统领叶祖珪，帮统萨镇冰。来源/辽宁卫视《船政学堂》截图
当年4月17日，清廷下旨，原北洋海军残存官兵中原官职最高的军官叶祖珪被取消革职处分，开复原官原衔，重新起用，统领新组成的这支舰队。原“康济”舰舰长萨镇冰也被取消革职处分，开复官、衔，担任帮统领，舰队的名称仍称为北洋水师，由北洋大臣节制，事实上相当于清王朝的国家海军。（北洋海军1895年覆亡时，残存的最高级军官是副将叶祖珪和邱宝仁，在北洋海防重新起用旧将时，邱宝仁以健康欠佳不肯复出，叶祖珪于是成为新舰队的领袖。）
此后到了1902至1903年，经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申请，因甲午战败而背负革职处分，以革职留营身份在舰队中任职的海军军官，一一被取消革职、开复官职。1904年，时值甲午战争爆发10周年之际，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向北洋大臣袁世凯呈文，代表北洋水师全军提出了一个积郁已久的请求。
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曾在丰岛、大东沟、威海卫浴血奋战，大量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然而因为最终的战败，不仅舰队编制取消、人员遣散，牺牲的烈士除死事最烈的邓世昌、林永升外，几乎都处于无人提及的地位，长期未得到国家的祭典，叶祖珪申请为北洋海军牺牲烈士设专祠祭祀。此举，既是祭祀烈士，实际也是对北洋海军的正名，肯定这支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曾经付出的牺牲和努力。
事关重大，经历犹豫、磋商、辩论，袁世凯在1907年作出了决断，批准在天津设立北洋海军昭忠祠。这支在1895年被撤销编制的军队，至此不仅完成了舰船的重建，人员的起用开复，也实现了精神的重振。
此后，清王朝在1909年整编全国军舰，甲午后重建的北洋水师终于获得正式编制，成为经制的巡洋舰队，其历史绵延，在辛亥革命中举义于九江，民国时期转身为海军主力的第一舰队，1937年浴血江阴阻塞线，抗战胜利后重组为海防舰队，其中海防第二舰队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江面起义，追根溯源，脉络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