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李鸿章邀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进行居中调停，通过不断的交涉，李鸿章和竹添进一郎开始进行预备谈判，探讨中日两国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近代中国自上而下展开“洋务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甲午中日战争，在这一期间主导晚清外交的便是倡导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其中李鸿章更是掌控了外交大权。
李鸿章主导的洋务外交，对日外交关系上最为主要的问题便是台湾和琉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洋务派当务之急。
中日间决定以“球案”谈判形式展开双方交涉，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总理衙门认为因为伊犁事件之争，有可能导致日俄相互联合，
迅速解决琉球问题，能够让晚清在中俄争端中更能有所把控，无后顾之忧。
其次，中俄伊犁事件同样也牵动着中日“球案”谈判，两者关系是中日能够进行谈判的最大原因。
最后，因为日本强制吞并琉球，已经占得先机，谈判是目前来看解决“球案”问题的唯一方式。
关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所提出的琉球三分方案一说，根据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复总理衙门函件来看，其内容如下：这份函件已经将格兰特调停之办法阐述，即琉球北部奄美诸岛属日本，中部冲绳岛属琉球王国，南部宫古、八重山属清政府，这就是三分方案的提出。
但李鸿章在这份函件中也提到，三分方案并没有正式从格兰特信件中提到的，所以其真实性待考虑。
其认为何如璋“历练未深，锋芒稍重”，他对于其外交的方式仍不认可，所以对于他来信之内容也不能肯定，建议再三斟酌。
但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已深信不疑，他认为这就是格兰特所主张的琉球三分方案，并且在信中他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综合上述分析，琉球三分方案应该是当时背景下处理琉球问题最好的解决措施，但这并不是中国单独提倡就能成行，必须将美国作为第三方调停才能得以解决。
日方能否同意三分方案，何如璋对此仍有所顾虑。格兰特与明治天皇的会谈后，
伊藤博文指出双方绝不会发生战争，以求谈判来解决此案。
但从各方面的信函来看，日方并没有指出琉球三分方案。此举印证了李鸿章的猜测，因为在李鸿章与格兰特、杨格的信函中，丝毫未提及琉球三分方案一说，光绪五年八月初十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中，提及格兰特对此沉默不发一语，仅仅认为两国应妥善解决此次纠纷，琉球三分一说再次没有得到具体阐明。
三分方案仿佛成为一个凭空臆想的论断，清政府方面认定这是何如璋自己的臆断，并非格兰特的观点。
关于这个论断，日本西里喜行认为：“既然格兰特与明治政府当局之间谈论琉球分割方案这一点非常明确，那么作为具体的分割方案，南岛归清国，中岛以北归日本的两分方案，以及美驻日公使所提出的何如璋信函中说的三分方案，格兰特与其周围之间就应该都有过讨论，这样考虑也是自然的。
但是，对于二分方案，清国表示了不悦之色，而有判断三分方案不会得到日本的同意，因此格兰特最后没有正式提出具体的调停案，而是让日清两国直接磋商。”
格兰特作为第三方的国家，其调停自然不会站在任何一边的立场上说话，中日双方也根据其与格兰特会谈的言语，片面的总结出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双方都无法接受，这只是双方借希望于谈判的出招。
同年八月十四日，琉球“脱清人”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从福州开始北上进行琉球救国运动，此时，“脱清人”的领袖向德宏仍在天津积极与李鸿章进行会晤，希望李鸿章能挽救琉球国的命运。
媒体对于琉球三分方案业进行相关报道，八月十二日（9月27日）《申报》刊载：琉球三分方案借由媒体大为传播，当然在报道中对于琉球三分方案是否为真，还是表示怀疑。
文中内容证明他们已经了解三分方案的提出，琉球“脱清人”的北上活动，
他们极力于通过不断的求救请愿活动，寄予清朝能够出兵琉球。
光绪五年七月十七日，格兰特从日本横滨出发返回美国，中日之间依据格兰特的调停，开始进行关于琉球分岛谈判的先行探索。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正式照会日本井上外务卿，打算开始商讨“球案”解决之法：总理衙门以格兰特的调停为契机，准备派专员与日本进行“球案”的基本协商。
由此看来，格兰特的调停虽然没有具体方案的提出，但双方之间都在避免征战的情况下，开始派遣专员进行谈判。
此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九月初八日回复总理衙门时，表示双方可进一步商议，双方一直相互争论的焦点在于何如璋此前“照会事件”带有强烈措辞的公文等是否能够撤回，最终清政府迫于此后谈判压力，十一月初二日照会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时，谈到此事认为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以从中调解本次问题，中方已经决定撤会此前的公文，全力进行两国间关于琉球问题的谈判。
中日间对于琉球方案讨论之前，光绪五年五月，日本派出大藏省官员竹添进一郎前往天津同李鸿章进行会谈。他此次会谈主要任务是协调两国间关于“球案”的具体事宜，但同时探听琉球“脱清人”领袖向德宏的动向也是他此行的目的。
两人在天津会谈，竹添进一郎首先提出自己对于此事之见：根据竹添所提之意见，不难发现其对于日本吞并琉球之行径，仍进行辩解，竟言“今日之举，实出于不得已也”。
此外，竹添对于东亚宗藩体系概念进行诡辩，
从中仍劝解清朝在琉球一事上，贵国无利益可图，何必为之而倾尽国力。
但其有谈到外敌如虎狼之师才是国家最大的威胁，这是两国都必须面对的困境。日本西里喜行认为：“虽然李鸿章对于竹添言论有愤慨之感，但对于其所提出的日清合作论深感共鸣，所以没有拒绝与之进行笔谈。”
此次会谈结束，二者开始进行数次笔谈，讨论“球案”问题的解决方式。
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派出竹添前往中国再次拜访李鸿章，双方通过笔谈的方式讨论此时的琉球问题。以此次笔谈为起点一直持续至来年的4月，为双方之间正式谈判前的预备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