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册封使到琉球最为主要的任务是谕祭故王和册封世子为国王，如果有谕祭先王的仪节，必须先举行谕祭先王礼，而后才能举行册封礼。
其次，既受封，始称王，无论权署国事的是世子、世孙或世曾孙，也只有在举行册封礼之后，才能称王。
明清交替之际，琉球缴回明朝颁赐的敕书与印信，才证明了是中国的属国，也才说明了属国已经承认、接受了清朝承继明朝天命的事实，在此情形下，清朝才会派遣册封使臣，携带新的诏书、敕书与印信，前往册封。
谕祭册封大典
赵新使团在琉球近五个月，顺利完成了谕祭册封使命，同时也开展贸易、文化交流活动。
庞大的随封使团，人员素质差距甚大，且在琉球居住近五个月，因此使团内部管理及与琉球方面的沟通机制非常重要。
赵新使团抵达琉球，琉球通事冯朝仪、王秉谦即与册封正副使沟通，谕祭日期定为七月二十日。七月初五日，赵新、于光甲即在辕门告示全体人员，参与谕祭活动须及早集合，禁止喧哗吵闹。
同日，册封正副使咨文琉球世子，要求礼官开具仪注，呈送册封使过目，并做好各项谕祭准备事项
对于谕祭活动，琉球方面非常认真，始终保持与册封使的密切联系。七月初五日，琉球通事冯朝仪、王秉谦即请赵新、于光甲审阅琉球方面制作的谕祭文。
七月十七日谕祭活动前夕，冯朝仪、王秉谦两通事还请册封使团九名官员赴琉球先王庙“敬演谕祭礼节”。
谕祭大典前日（七月十九日），钦差大使赵新、于光甲正式公告全体册封使团人员，确保谕祭典礼顺利完成。
册封使臣行谕祭礼的谕祭文，是由内阁撰写后由礼部转交使臣带往琉球的。此次赵新册封使谕祭尚育王，历届册封使所携谕祭文，文字不一，但思想内容大体一致：
其一，表彰先王之功绩，更突显其臣服于宗主国，以便让继位者效法；
其二，重申明清政府的立场，宗藩关系维持和稳定在于藩属国恪守藩职等等。册封琉球新王，亦是使团头等要务，历届册封典礼在中山王府正殿举行。
行册封礼时所宣读的册封诏和册封敕，一般也由内阁撰写。八月二十七日为册封大典之日，为此，八月二十二日，册封正副使即告示全团，不仅如此，八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四日，赵新、于光甲更是两次另发告示，张贴辕门，要求册封之日需按规矩排队步行入首里城，禁止骑马前往，禁止随意进出首里城，禁止吵闹喧哗。
琉球“七宴”活动
依照惯例，册封使除主持谕祭、册封两次大典后，还要参加琉球方面安排的“七宴”，即谕祭宴、册封宴、中秋宴、重阳宴、饯别宴、拜辞宴、望舟宴。
王府举行谕祭宴如下所示：初九日，琉球紫金大夫阮宣诏等，因谕祭之典禀求册封使及随封官役一同赴宴。
琉球长史蔡大鼎禀求册封使遣相公赴行谕祭礼之庙议定行礼座位。十五日，琉球法司官向汝砺、王舅向元模、紫金大夫阮宣诏、耳目官向邦栋、长史郑庆云等，因谕祭事再次赴册封使居住地辕，禀请册封使赴宴。
此外，针对饯别宴、拜辞宴、望舟宴，《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中也有相关记载：九月二十日，册封使公告，饯别宴时须正点集合，排列整齐，禁止骑马进入首里城；九月二十三日，册封使公告，拜辞宴在奉神门外待命，不得随意进入王殿，禁止吵闹喧哗；九月二十七日，册封使公告，望舟宴须整理衣冠，正点在天使馆整队集合，禁止喧哗混乱。
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起，册封使团对于封舟的选择，大多用商船作为封舟。但此外船户必须承担改装册封舟的费用，册封使团也无需支付租船费用，为此朝廷特别允诺船户可私带货物前往琉球贸易。
此外，也有许多商人冒充水手前往琉球谋利。册封使团携带货物往往超过所规定的数量。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记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之册封，“凡兵役随身行李货物，每人限带百斤。”
但据《冠船之时唐人持来品货物录》记载，所携货物在数百斤以上者大有人在。[2]因此，册封使团的贸易活动，大大促进了明清与琉球的经济交流。
清承明制，中琉关系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属邦的封贡制度贸易往来，大体沿袭明朝的一些做法，但在规模上比以前增大、来往次数增多，双方贸易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纺织品、陶器和马匹、海产品等。
顺治十一年（1654）还进一步强调来华人数不得超过百五十人，正副使从人有五人入京，余留边听赏。康熙二十八年（1869）清廷又放宽了限制，同意琉球入贡两船人数，准其加增共不过三百名。
琉球使节一行，到清朝以后分头号贡船与二号贡船来华。随船进贡的琉球正副使，都通事等大小官员二十多人，再由闽省地方官员安排北上京师，其余人留在馆驿，从事买卖或学习技艺，等来年使节南归福建后，一同返回琉球。
也就是说，琉球贡船，每次来华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或二百七十多人，并不能都北上进京，只有留在福州从事贸易或学习技艺等活动。
明清相比，虽然从琉球输入的物品无多大的变化，但数量明显增加了，而中国输往琉球的货物又不仅仅局限于纺织品与陶器等，又新增加了药材、茶叶、金银等。琉球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之后，琉球总能按期来华朝贡。
中琉双方的贸易规模随着双方多年的交往而逐渐加大，归纳起来，中琉双方的贸易活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琉球国向生产力较发达的中国靠拢，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虽然隶属“两属”地位，但更向中国靠拢。
其二，两者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琉球人基本以务农为主，生产力落后。因此，琉球向中国纳贡、请封、学习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积极拓展两国间的贸易,似在情理之中。
但由于国力的悬殊，所以在两国间的贸易上存在比较大的逆差。其三，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日渐密切，其表现为琉球王请赐冠带及其臣下的官服、琉球国报丧、请求册封新君，以至于内政问题也要请示中国如何处理，可见两国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
加之，琉球国久米村人士祖籍大多为中国沿海诸省，对中琉两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促进作用。
《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涉及贸易文档20份，内容极为丰富。早在册封使团在福建筹备启程之时，册封正副使已经张贴公告于福州太保铺，禁止商人为追讨欠款，假扮成兵士或水手混入册封队伍。
赵新使团的贸易活动于八月十一日开始进行。此前，册封正副使多次张贴公告于辕门，禁止与琉球人私下贸易，禁止违禁品贸易，严禁欺诈琉球人的行为。
册封使团弹压官胡颐龄甚至移文琉球久米村紫金大夫阮宣诏，重申不准各员衙役擅自携带私货交易，希望琉方严格执法。
册封使团在琉文化交流活动
赵新使团在琉球参加诸多文化交流活动，《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中共有11份文档。明清历届册封琉球，都留有宝贵的使事论述，归国后呈现皇上。
通过“使录”将琉球各方面情况载入史册，从而加深了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内部对琉球的了解，也为后人留下来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赵新使团多次到天后宫参拜天后圣母、尚书公、拿公。仅就《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卷七记载，就有3次。
每次参拜均发布公告，张贴辕门，以示敬重。册封使团的内部管理，早在册封使团启程之前已经进行。册封舟是册封使团顺利往返的直接保障，因此历届册封使均将之视为首要问题。
赵新使团涉及册封舟资料共计八份。“从前册封，以造舟为重事，”然“开厂监造糜费官帑，奸吏假手，为弊无穷，经时累岁，其事始举。”
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使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时，即租用浙江宁波府民间商舶两艘。从此之后，选用册封舟均照此例。
同治五年（1866）赵新使团最终选用闽省林浦邱大顺之船，因为其曾航海到过琉球，当即“先发洋银一千员[元]交邱大顺，令其迅速料理。”
邱大顺船只顺利抵达琉球后，使事顺利。封舟归国临近，册封正副使分别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九日两次张贴告示于辕门，要求船户邱大顺等务必“认真修固，限期报竣，候汛启行。”
《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中87份资料向我们展示了赵新使团在琉球活动，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赵新册封使团在琉球的活动较为多样化，除主持谕祭册封大典外，还参加琉球“七宴”接待活动以及贸易、文化交流活动。
尤其是册封正副使收集琉球历史、社会生活、山川地理等资料，为琉球老者及家人授匾，使团在久米村明伦堂恭贺慈安、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使团参拜孔庙、天后宫等，均为以往历史文献记载中所罕见。
第二，赵新使团在琉球期间对随封人员有严格的管理。册封舟登陆琉球，马上公告禁止员役兵丁夜间无故外出、聚众赌博、吵闹喧哗，禁止供给品之外的食物要求，此外要求使团官员兵丁参加谕祭册封典礼以及琉球“七宴”活动需整肃衣冠、列队前往，严禁商人为追讨欠款混入册封使团，严禁私下贸易、欺诈琉球人等行为，体现了册封使团注重维护天朝形象、官吏清廉以及执法严明。
第三，《丙寅册封告示并杂文集》亦体现了琉球对赵新使团热情款待。琉球方面通过“七宴”热情款待册封使团，不仅提供使团成员在琉球期间的廪给，并且提供册封舟返回途中行程口粮。由于赵新使团封舟返航前触礁搁浅，导致船身渗漏，琉球方面还向船户支付了修船费。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十日（12月16日），赵新使团圆满完成了此次册封使命，并乘册封舟离开那霸港。
明清五百年间，中国与琉球的册封、朝贡关系，是琉球王国王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谕祭册封事宜的尘埃落定，象征中琉宗藩关系的维系，同样也保证藩属国的安全。
但在维持中琉传统宗藩关系的背后，琉球王国内部的经济危机越发严重，并对其统治阶层产生重大冲击，琉球国内部已无力支付官员俸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