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在陈家林老师导演的经典历史剧《康熙王朝》中存在着这么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剧情：一介草民杨起隆竟冒用朱三太子朱慈炯的名义，勾结乡党游民企图以众人之力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终极目的，但无奈彼时的清王朝根基已固，而康熙皇帝也仅是略施小计便将以杨起隆为首的一群乌合之众打的魂不附体，杨起隆本人也因此出逃并隐姓埋名。然卧薪尝胆数年之后，已遁入空门的杨起隆再次卷土重来，故伎重施并勾结了朝中重臣索额图等人妄图刺杀康熙，以此实现当年未了的夙愿，但实在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对外宣称为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其推翻清朝、刺杀康熙的反清计划终究又一次成为了泡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以上所述，便是清朝初期真实存在的“朱三太子”案，那么，相信看完这段剧情的读者朋友们脑海中都会冒出这么些个疑问：第一，身为一介草民的杨起隆为何要主动担当起推翻大清王朝的大任？第二，与朱明王朝并无任何瓜葛的杨起隆为何要以朱三太子朱慈炯的名义起事？作为朱明遗胤的朱三太子其身份在大明王朝早已烟消云散的年代真的就那么具有号召力吗？第三，杨起隆为何偏要与之并无交集的康熙皇帝过不去？以至于在计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仍然不善罢甘休的想要刺杀康熙？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在本篇文章中就以发生于清朝建立初期的一段往事（“朱三太子”案）作为切入点，来与读者朋友们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本文的研究内容：
雍正帝在其主张编著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
由上述事实可见清朝初期在全国各地有关于“朱三太子”案的爆发频率之高，那么，下面笔者就以康熙年间为界限，就当时发生了几个经典的“朱三太子”案进行逐一分析。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笔者为何要专门以康熙年间而不是以与清王朝建立时间更为接近的顺治年间的“朱三太子”案为界限进行讨论呢？请看下文！）
一，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案
文章开头笔者也就电视剧《康熙王朝》为引子，向读者朋友们已经大体介绍了此案，但稍微了解过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历史就是历史，电视剧演绎的再怎么精彩也终究是电视剧，二者之间始终不可混淆为一体。暂且抛开细节不说，就大体轮廓而言，稍微了解过这段历史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清楚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首先，历史上“朱三太子”杨起隆勾结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乡党游民，而是与清朝统治阶层存在着相当大利益关系的旗下奴仆，这也是杨起隆为何能够在清王朝早已根深蒂固的康熙年代可以掀起一段浪头来的直接缘故。
康熙初年，杨起隆入京，随后一直活动于八旗下属的奴仆中，并成功勾结了一伙势力计划于公元1674（康熙十三）年元旦在城内举事，而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清的消息在此期间又如同甘霖一般传到了京城，为此，杨起隆毅然决定诈称“朱三太子”并秘密组织旗下团伙势力（号称为“中兴官兵”）提前起义。最终，由于消息泄漏，处于仓皇起义状态的中兴官兵势力被朝廷一举拿下，但杨起隆等为首的人物则侥幸逃离，此后朝廷在全国通缉“朱三太子”杨起隆。
至此，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一案告一段落。
二，福建蔡寅诈称“朱三太子”案
距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企图反清三年后，福建一带又冒出了一位自称为朱三太子的人物。
公元1677（康熙十六）年，郑经部在泉漳地区大败之后，一名对外宣称自己乃朱明遗胤“朱三太子”的人勾结并联合大败后的郑经余部，积极活跃于南靖、同安一带，采用地形优势，屡败清军，为郑经部反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后来，这位“朱三太子”所率领的势力被清军击垮，“朱三太子”在走投无路之下投奔了郑经，受封为荡卤将军。
与杨起隆的出身如出一辙，这位在福建地区自称为“朱三太子”的人物与朱明后裔也没多大关联，不然也不至于在投奔郑经之后被封为个将军了。史料中对这位“朱三太子”是这么记载的：蔡寅，福建漳州府龙溪县马口乡人，“奉素种园”，“长以左道惑人”。
三，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朱三太子”案
除上述所写以外，类似的“朱三太子”案可谓是此起彼伏，如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新化县僧寺所捕获的崇祯太子朱慈灿、发生于陕西汉中一带的“朱三太子”案等等，正如后来雍正皇帝所说的“康熙年间，动辄以朱三太子名义去反清的人，指不胜屈”一般。
那么，“朱三太子”究竟是何人？
但在笔者看来，“朱三太子”其实不过是当时的人们进行反清斗争所借用的朱明王朝的后裔名义而已。说白了，“朱三太子”这四个字就像是整个反清势力之间约定俗成的名号，其具体指的是太子朱慈烺还是永王朱慈焕亦或是定王朱慈灿都不重要，真正能够冒用或者借助于这一名号去壮大自己的声望、使其从事的反清斗争始终处于一种正义的立场才是最重要的。如此一来，诸如杨起隆、蔡寅等人冒用朱三太子的名号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存在着某种单方面的利益关系。
屡次发生的“朱三太子”案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清朝在康熙初年时期除了台湾以外的各地区领土已逐渐趋于统一，广袤的中原地区已无任何一方势力能够与清王朝相抗衡。在此过程中，除了如吴三桂、尚可喜等人中途举兵反清外，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停息了类似于顺治年间的大规模联合反清运动（如大顺军余部联合南明抗清，大西军余部联合南明抗清等）。
虽然这些大规模的武装抗清斗争已基本结束，清初社会中所存在的民族矛盾也逐渐趋于缓和，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缓和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真正达到缓和的局面事实上还并没有完全实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初期始终坚持“满人为尊”的思想和一些诸如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以至于给汉人留下的民族创伤未能完全愈合，而作为朱明后裔的“朱三太子”名号也就油然而生，成为了当时反清势力以此挑起民族伤疤并号召普通百姓拿起武器起来反清的一把“尚方宝剑”。因此，“朱三太子”案的频繁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即是当时清朝社会中尚未完全稳定的一种直观表现，它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反对剥削的倾向，也间接的映射出了当时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尚存的矛盾。
结语：
回到文章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笔者为何要以康熙年间为界限，而不是与清王朝建立时间更为接近的顺治年间作为分界线呢？难道顺治年间就没有人假冒“朱三太子”吗？
答案是肯定有的，例如，顺治八年的安徽太平府诈称“朱三太子”案、顺治十六年的河南张晋诈称皇四子案等等，但总而言之，顺治年间发生的“朱三太子”案的数量相对康熙年间来说可谓是不值得一提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那么，康熙年间发生的“朱三太子”案为何就比顺治年间要多得多呢？答案很简单，顺治年间的抗清斗争相对于康熙年间而言正是如火如荼，南明、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等各方势力所制造的声势可谓是一次比一次大，一些真正想要反清的人们早就成为了这些政权当中的一员了，而康熙年间这些政权的“主干”已基本被清统治者所粉碎，但“支脉”仍存，因此，康熙年间发生的“朱三太子”案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顺治年间反清势力“支脉”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