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1月15日，清朝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职务，同时任命28岁的赫德为总税务司。在这之前，赫德还是李泰国的副手。虽然赫德建议清王朝组建联合舰队，但是骄纵跋扈的李泰国妄想打造自己的“私人武装”，给清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清廷最后“礼遇”李泰国退休。
之前在北京，与恭亲王一见如故的赫德上位扶正了，谦恭礼让、汉语流利、业务熟练的英国人赫德，凭着少年老成的沉着与圆通，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总理衙门大臣们的赞扬。
扶正后的赫德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上任第一天就向各口岸税务司发布通令。随后的几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赫德曾经对总理大臣文祥解释他的制度：我不相信“人性本善”，我相信“人性本恶”，所以铁腕反腐的出发点就是要把腐败的成本提高到不能承受的程度，甚至海关官员受贿一条鲜鱼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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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打工”赫德是如何赢得恭亲王的欢心，登上海关总税务司宝座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期间，这次战争，最后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而结束。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内容，其中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各通商口岸税收统一办理，中国邀请外国人帮办。”
让洋人来管理中国事务，这是对清政府主权的侵犯，但这对于满清完全是无奈的选择。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中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中国海关的改革，不一定要用英国人，也可以用中国人。
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还举例说，原来管理江海关的薛焕（官至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晚清官场贪墨成风，在赫德之前，仅仅是粤海关（广州）一家，在乾隆年间就先后有6位一把手前腐后继，被革职、抄家、流放……海关糜烂，人尽皆知。
可是在赫德掌控清朝海关的半个世纪中，有记录的海关的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仅仅5起，这在黑暗的晚清官场大背景下，堪称奇迹。
赫德作为一个“中国通”，在晚清官场混多年，当然也知道清海关的弊病所在。他上任后大刀阔斧，从制度和体制完全打破。
第一，海关系统垂直领导，直接听命于他。
赫德将海关的地外完全独立，行政、人事、财政和清廷官场彻底隔离。赫德只对总理衙门负责，海关内部只听赫德之命，清朝其他官员无权插手海关事务。
为了彻底斩断牵连，防止受到地方官场影响，各海关的主要管理职位大换血，全部引入洋人的专业人士担任。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清朝官员想看也看不懂。
第二，海关内部引入独立的监察体系。
赫德抛弃了传统的中式记帐法，引入了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这套制度当时在英国也才刚刚起步。
制度规定，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这个制度引进来之后，在海关内部做假账，进行瞒天过海，就几乎不可能了。
第三，逢进必考，高薪养廉。
跟今天的公务员招录制度一样，赫德在海关也实行了逢进必考的制度，不管是什么职位，统统要考，而且还是全球招考！每次公开选拔，都会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说起赫德主持下的清海关招录人员，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
赫德也的确把乔治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不过这个时候，是赫德执掌海关大权之初，锐意改革、铁腕反腐，到了地位稳固之后，他在清朝海关力除贪污勒索风气，而不能克服同样有严重危害的任人唯亲的官僚裙带习气。
在掌控清朝海关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家人随之而来。赫德本人的胞弟、内弟、表弟、儿子、外甥等多人均在清朝海关坐拥高薪工作，个中原因，终究也逃脱不了人性的弱点。
1865年，清朝全国14个新关共有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各9人，德国5人，丹麦、瑞士各1人——完全是国际化的队伍，能吸引人才的关键当然是优厚的薪酬。
不过，给了你优厚的薪水，如果还要贪腐、失职，在赫德手下没有“下不为例”。
赫德一经发现贪腐的关员，立即开革，失去所有一切。严厉到什么程度，仅仅私受报关人员一条的鲜鱼，就被开除，永不叙用。福州海关一位外勤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条鲜鱼回家，半路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遇上，立即询问鲜鱼的来源，最后查实鲜鱼是报关人员馈赠，于是，带着该关员回关写检查，嗣后，逐报上级，最后将该关员开除。
有的海关官员失职，甚至赫德本人也要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万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在如此严厉的制度下，本身工待遇又好，大家自然没有贪腐的动力。
赫德在日记中曾经写到：“从海关做起，试图对全体官员发给固定的薪俸，从而制止敲诈，保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不过当时清政府海关的俸禄实在太低，上海的江海关最高官员“监督岁支养廉银六百两”，只及江苏省一个知县养廉银的一半。
“高薪养廉”之后，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同等职位是清朝官员薪酬的两倍有余，有的中级职位年薪最多可达9千两白银，在清朝，这可是一品大员的薪俸。
至于赫德自己，当然更不用说了。1899年，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就说，赫德“一年的薪水是8000英镑”，按当时英镑与海关银两的实际比价约1比7来计算，相当于5.6万两银子，抵得上清朝的亲王年俸（1万两白银）的5倍！
话又说回来，能够享受这样高的薪水，还是洋人。譬如在1870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官员共有15人，其中，英国11人、法国2人、美国1人、德国1人，大清的普通官吏没有任何人的薪水能和这些外籍关员相比。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揽，一方面是信任，另一方面更是需要。到了1850年之后，太平天国动乱席卷清朝半壁江山，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岌岌可危。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岁入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可是，席卷16个行省的“发匪”（清政府对太平军的蔑称），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国家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新海关制度的建立，关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
最重要的是，关税的来源清晰，清廷中枢方便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关税动荡，就让赫德的“洋关员”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过排除形式上的客气，“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
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清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独立保持了高效和廉洁，这与清廷的贪墨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1863年，在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后，雷厉风行地推行新的制度，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
到了1866年后，对外战争赔款已经付清，六成关税便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重点项目。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关税。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朝廷又从六成关税中每年拨出400万建设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也系以关税作为担保。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
当时的清政府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关税已占近20%。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近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和提款机，赫德也俨然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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