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石门坎接近川滇交界之处，历史上被称为“蛮彝之地”和“文化沙漠”。恶劣的环境和匮乏的文化让这里的苗族人陷入了一个贫困和绝望的死循环。
直到1905年，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到来，让这里成为西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被国际社会评为“文化圣地”。
塞缪尔·柏格理，1864年出生于英国的一户贫民家中。柏格理从小学习刻苦，长大后以全国16名的成绩成为英国高级公务员。
柏格理的仕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他却没有将生命局限在三尺办公桌前。1886年，22岁的柏格理来到中国，选在云南邵通府为上帝传播福音。
柏格理带着无限热诚而来，但邵通的汉人却对上帝并不感兴趣。柏格理坚持传教十五年之久，却只有不到30位信徒。
困难并没有吓倒柏格理，他恋恋不舍地离开邵通，进入贵州的石门坎。他认为苗人文化落后，或许可以接受他的福音。
1905年，柏格理第一次进入苗寨，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以赢得中国人的尊重。我绝对不能做任何让他们感到厌恶的事情。”
这里的苗族，俗称“大花苗”，宋元时期迁徙到贵州威宁。因为是外来民族，他们长期饱受彝族土司压迫，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柏格理说苗语、穿苗衣，吃土豆、苞谷和荞麦饭，甚至还和苗族人一起睡在满是跳蚤的麦草堆里。
柏格理总结过往传教失败的经验，认为必须要建立教堂和学校。经过一番勘察后，柏格理决定向当地土司安荣之花重金买“一张牛皮”大小的土地。
安荣之觉得交易太小，索性就送给柏格理。谁知道柏格理将牛皮切成细线，一下子圈了方圆六里的土地，安荣之因惧怕洋人的势力，最终选择认栽。
有了土地后，柏格理着手修建校舍。起初教会并未给予任何拨款，全是苗民每人100个铜板捐出来的。然而当学校建起来后，四面八方的苗人踊跃报名，甚至远在云南的孩子也来求学。
随着学生不断增多，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募集了2000英镑，将学校扩建为可容纳200学生的规模。后来在教会的资助下，柏格理又修建了宿舍、礼堂、浴室、足球场和游泳池。
苗族历史悠久，但苦于没有文字，文化无法传播，更无法与其他民族交流。柏格理在拉丁文的基础上，结合苗人衣服上的纹路，创造了一套简单易懂的拼音文字，即“老苗文”。
柏格理虽然说英文，但他的学校推行的双语教育却是苗、汉两种，更是编出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
除了文化教育，柏格理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开设体育和音乐课，教学生们踢足球、打篮球，演奏西洋乐器等。其中学校的足球队更是生命在外，后来还赢过四川军阀杨森的足球队。
过去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柏格理将山间溪水引到学校，开设了男女泳池，泳池还分深浅区，极大的改善了苗人的卫生状况。
苗族有两大陋习，一是嗜酒如命，每次都要喝到不省人事才肯罢休；二是男女关系混乱。苗寨中都有花撩房、宿寨房等。男女孩长到十三四岁就可以进去发生关系。
在柏格理的教育下，他们自己烧掉了宿寨房，很多信徒更是发誓滴酒不沾。因为土地贫瘠，苗人素有种植鸦片的传统。在柏格理的努力下，他们学会了用蚕豆替代鸦片，戒烟运动也做得有声有色。
不幸的是1915年7月，一场伤寒传到了石门坎。51岁的柏格理被病毒感染，但他却将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两个月后，柏格理送葬的队伍有好几百人，苗人甚至称其为“拉蒙”也就是苗王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