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民国,中国东北出现数量巨大的乞丐人群,也建立了类似丐帮的组织。
提起丐帮,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武侠小说里洪七公、乔峰之类的人物,但真实的丐帮没有降龙十八掌,和忠义也没有必然联系。
乞丐的产生历史很长,最早记载见之于《左传》,当乞讨的人多了,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早在宋代《东京梦华录》描写生活习惯和服饰的民俗内容曾这样记载: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
虽然语焉不详,似乎表明宋代的乞丐已经有管理者,丐帮大概就是宋代产生的吧。
明代小说兴起后,丐帮的形象才越来越接近当下世人的印象:成员很多,帮主讲义气有地位,生活体面甚至不像一个乞丐。
但小说毕竟是艺术加工的结果,可能与现实差异很大,比如丐帮弟子遍天下,却未必是天下第一大帮。
清朝以来,得益于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刺激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但生产力发展一直处在低水平。
这种低水平的发展,导致大部分人只能生活在温饱线上,有点社会变动就会出现大量破产农民,进而沦为乞丐。
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大型自然灾害,大概每8个月1次。清朝末年水旱蝗灾频发,战争赔款加剧经济凋敝,人口又这么多,大街上的乞丐数量创下历史巅峰。
乞丐恐怕是中国当时排在农民之后的第二大群体吧,但这种情况下丐帮的规模依然有限。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机构能组织起古代中国数十上百万的乞丐,那为啥还上街要饭,学朱元璋改朝换代不好吗?
因为对人民被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惧怕,封建时代是不可能有武侠小说中的天下第一帮。
真正的丐帮,只能覆盖一个县的乞丐,遇见一个官府小吏,大部分乞丐都吓得腿软。
成组织的乞丐确实给封建王朝造成很大困扰,比如逢年过节时,乞丐成群结队游街,见商家开门就上前强行索要钱财,其实也就是收“保护费”。
商家给了钱,乞丐会在商家门上贴张纸,意思是这个商家比较配合已经给过钱了,丐帮兄弟们就不要再打扰了,如果商家不愿掏钱,乞丐就会天天上门打扰生意。
当年的官府也没法管这种事,乞丐太多根本抓不过来,如果哪个乞丐被抓进监狱,不仅不怕反倒高兴得很,毕竟牢里有饭吃有房住,虽然条件恶劣,但上街讨饭也好不到哪里去。
为啥丐帮帮主走到哪里都要被人高看一眼?不是因为他多么行侠仗义,实在是无耻小人惹不起啊,动辄一群乞丐堵门讨钱,就问你怕不怕?
官府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乞丐数量,所以丐帮与官府、普通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
乞丐们做事不敢太过火,为了能长久地安全乞讨而不被官府打击,十分注意搞好和官府的关系。
乞丐们不会把商家们逼得太狠,收来的“保护费”也不会独吞,而是会拿出五分之一贿赂官员。
在这样的畸形关系下,一个县的乞丐会产生一个乞丐头子、也就是丐帮帮主,被官府委任成小官负责管理全县的乞丐。
每年官府还会给丐帮一点资助,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近代的丐帮,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组织,很多时候是一个接受政府拨款、由政府管理的NGO组织。
当上丐帮帮主,对自己人没义气、对人民群众没侠气,反倒跟朝廷打得火热,当时黑龙江的丐帮帮主就是其中典型。
清末民初的时候,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当乞丐也得会疏通关系。为了当乞丐帮主,一个叫张祥的人给官员一点钱,当上了黑龙江双城府的乞丐头目。
当年的乞丐和现在专门骗取人们同情心的职业骗子乞丐不同,当年的乞丐是真的靠乞讨度日,但当上乞丐头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清朝末年,有一些心善的富人和有责任心的官员,有心治理乞丐问题,他们的一些做法是确实值得称道。
最简单最笨的方法,是向乞丐施舍粥饭,保证乞丐温饱不至于饿死街头,财力好一点的建议设立“乞丐处”收留乞丐,让乞丐有个遮风挡雨和过冬的地方。
思想进步一些地提出建立乞丐工厂,教授乞丐生活技能,让他们能养活自己,还有些嫉恶如仇的,设立“警惰院”惩戒、教育乞丐,也是让乞丐最终能自食其力。
眼光长远的建议设立公益学校,招收年幼乞丐学生,让乞丐靠知识改变命运。
建学校、工厂之类的举动受限于财政不可能搞多少,最多的做法还是建立“乞丐处”和发放救济物资,而丐帮帮主,就是负责分配乞丐住处、发放救济物资的人。
张祥这样的丐帮帮主可不会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官府送来的旧衣服,张祥会先挑出品相最好地留给自己,次好一点地拿到市场上卖掉或者送到当铺当掉,得到的钱也进入他自己腰包。
普通乞丐得到的衣服都是最差的衣服,就这还不够分,张祥每月还会按照乞丐人头数去官府领食物,和衣服一样,他会截留和倒卖大部分。
住在乞丐处的乞丐吃不饱穿不暖的同时,还要受冻,东北那么冷,官府会拨给乞丐处一些燃料,张祥毫无意外地贪墨不少。
黑龙江的冬天可是能冻死人的,在张祥的操作下,很多乞丐住处很冷,哪怕靠“抖”取暖也因为腹中缺食而做不到。
慈善人士和官府的想法原本是乞丐有了吃穿住就不会上街、商贾富户不用担心被打搅,可最终只是让丐帮帮主过上了好日子。
当时一些丐帮帮主,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有达官显贵过来捧场。
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每年都会有很多乞丐冻饿而死。
虽然清末民初乞丐命运悲惨的根本原因是官府腐败和外来侵略,但张祥这样的丐帮帮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祥死后,得益于他从乞丐们身上搜刮来的钱财,他的儿子过上了中产生活,所以继承张祥帮主职位的人是他的干儿子关福吉而非亲儿子。
关福吉比张祥还要心狠手辣,张祥多少还会给乞丐留一点财物,而关福吉几乎就是敲骨吸髓吃干抹净。
乞丐不仅分到的救济物资很少,就是自己上街讨来的剩饭菜,关福吉也要把肉和丸子挑走。
这么对待乞丐,乞丐们也不敢有太多怨言,因为作为帮主,关福吉的背后有官府撑腰;而对于官府来说,它也有要仰仗关福吉的地方。
丐帮帮主贪污,殊不知官员们也敢把黑手伸向叫花子们的救命钱。
据清代马俊良《说郛》记载,每当发生灾害时,老百姓尚且要脸面,生活但凡好一点都不会去领救济粮,可总督竟然要吃救济粮。
张祥关福吉所在的黑龙江就发生过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倪嗣冲贪污救济款的案件,案发后追缴赃款达两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仅贪污需要丐帮帮主配合,管理地方也需要丐帮帮主出力,大街上的乞丐多了,官员们也会头疼治安和经济,而丐帮正可以在为官员分忧。
乞丐也是有行业规范和从业规定的,要上街行乞,首先得向帮主或者老乞丐拜师,得到丐帮的允许才有资格乞讨。
别看乞丐都在街上乞食,但在哪里行乞、怎么行乞有着严格规矩,由于乞丐师徒相传,所以形成了独特的门派,乞讨时可能有鲜明的特征。
维护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也是帮主的工作之一。
比如来源奇特的李家门,统一标志为肩上扛一个布褡子,据说因为祖师爷救了宋仁宗的母亲,他们出来乞讨是“奉旨乞讨”。
李家门乞丐一进村,须将褡子从肩头拿下挎放胳膊上,算是“牵马”;进了人家门口要把褡子放下,算是“拴马”,然后再说好话乞要东西。
比如历史悠久的伍家门,效仿伍子胥当年在大街上吹箫行乞,这一派的乞丐大都会演奏音乐。
比如源自后唐的高家门,没有伍家门的乐器才华,但会唱歌,他们手里会敲敲打打某种器物,边唱歌边乞讨。
规定了行乞方式,帮主还负责分配好乞丐每天“上班”的地方,严禁跨越自己的地盘抢生意。
如果有其他县的乞丐进入自己的地盘,帮主立刻化身黑社会老大,带领一群乞丐和别的丐帮打架争地盘。
因为丐帮的存在,外地乞丐流入的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本地乞丐的增长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丐帮内部规矩森严,上级对下级、帮主对所有乞丐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乞丐不按规矩“营业”或者不给帮主好处,就会受到打骂,或者被取消从业资格。
和小说中一样,丐帮帮主手中确实有打狗棒,是帮主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但严格来说这东西不仅是权杖和武器,而是一种刑具。
当有乞丐违反规矩的时候,帮主可以用打狗棒打他,哪怕打死都没关系。
关福吉对乞丐们压榨太狠,有的商户虽然给丐帮交了“保护费”,衣食无着的普通乞丐们不得不登门行乞,这时候商户们就会找关福吉出面。
关福吉就带着人过来追打“犯错”的乞丐、用打狗棒行刑,也不知道他到底造下多少杀孽。
关福吉的治下乞丐死了不少,又维护了商户正常营业,所以官员们都很喜欢这幅白手套,哪怕他作恶多端。
1924年,关福吉病死,令人想不到的是接替担任丐帮帮主的是张祥的孙子张兴邦。
当年张祥捞了不少钱财后,就让儿子脱离乞丐这一行,但不幸的是遇上一个败家子孙子。
物质上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困更致命,能让一个人永远无法逃离悲剧的命运。
张祥会捞钱,但不会教育后代,张兴邦从小就不学无术、品行顽劣,成年后不仅好吃懒做,还染上了鸦片烟瘾。
张兴邦让自己的家族财产直线下跌,眼瞅着用不了几年家族就要重返赤贫,他想到了像爷爷那样去当丐帮帮主。
凭借张祥的关系,张兴邦掏了点钱,在关福吉死后顺利当上了帮主。
原本当帮主就动机不纯的他一上任就暴露凶残本性,对普通乞丐的严酷跟关福吉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收保护费是丐帮重要的收入来源,张兴邦根本不会对商铺手下留情,一时间民怨载道,这丐帮,就是一个为害乡里的黑恶势力啊。
当了帮主没几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对于治理乞丐乱象,日本人没兴趣、伪满洲国没动力。
伪满虽然延续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救助乞丐的做法,但对于改变乞丐命运毫无建树,更加倚仗丐帮帮主管理乞丐,张兴邦因此更加放飞自我。
因为有烟瘾,张兴邦的花费比张祥和关福吉都要高很多,所以他虽然捞了不少油水但也没攒下多少钱,为了创收他想到了做“格布”生意。
格布指的是碎布片和旧布,有的人会搜集格布制作鞋底、抹布或者拖布,技术要求不高,成本也低。
然后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乞丐也开始“不务正业”了,除了上街要钱讨饭,还要格布。
吃完饭后乞丐也不躺在路边晒太阳,而是制作鞋底、抹布和拖布,当然,充当原材料的格布不仅仅是乞讨来的,还有一些原本是官府给乞丐的救济衣物。
张兴邦几乎做的就是无本买卖,出售格布制成品的钱几乎都落入他的口袋,他为此大赚一笔,在县城外买下三百多亩土地。
乞丐本来日子就苦,现在还要给张兴邦当免费劳动力,其中苦楚更难以言说了。
1945年,缺席的正义迟迟来到,这一年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派部队进入东北,开始整治民间乱象,张兴邦这种作恶多端的丐帮帮主,很快被列为打击的对象。
被张兴邦欺压过的人知道他是坏人,但当年媒体不发达、人民大多是文盲,很多人只知道张兴邦富贵有本事、是个人物,三观不全的小孩子还会崇拜他。
为了惩前毖后和除恶务尽,在党的基层组织鼓励下,县城的商户和乞丐、经常进城的农民都站出来控诉张兴邦的罪恶。
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张兴邦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绝望之下拿出大烟,吞食鸦片自杀,了却罪恶一生。
人民政权之所以冠以人民二字,是因为他要为最广大人民谋取利益,仅仅打击一个张兴邦、解散一个丐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乞丐太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大城市陆续解放,系统解决乞丐问题被各地政府提上日程。
虽然各地方式方法的细节会有差别,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收容、教育、就业。
由于共产党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清末民初慈善人士曾设想而不得落实的一些措施终于成为现实,
原有的丐帮、乞丐处被解散和拆除,一大批救济院、安老所、育幼所、妇女教养所被建立起来。
救济院大部分收容的是青壮年,安老所收容的是老弱残废,育幼所是8-15岁的儿童教育设施,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女乞丐。
由于党组织严明的纪律,救济物资被严格按需分配,乞丐不用担心被官员和帮主克扣衣食,不再需要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乞讨。
对乞丐的教育内容分为两部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乞丐在不同收容机构接受技能培训和知识培训,使他们具备生活技能。
有的乞丐其实本身就具备才能,只是没用到好地方。
比如乞丐中的索家门一派,除了沿街乞讨还靠卖艺乞讨,他们的形象基本是近现代武侠小说中丐帮形象的主要来源。
相比技能培训,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改造,长期的甚至世代的乞讨生活,使得乞丐陷入深深的思想贫困,与其说他们是乞丐,不如说是无耻的流氓。
负责收容管教的干部天天给乞丐们讲政策、谈人生,带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灌输劳动光荣的观念。
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则是诉苦,干部们把乞丐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诉说在旧社会遭遇了什么苦难,再看看新中国的新面貌,乞丐们受到很大思想冲击。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造,大部分乞丐洗心革面,对于有家的,管教干部把他们送回原籍,由原籍政府管理;有技能的和没有家的,帮忙安排就业和寻找生计。
在大城市收容教育乞丐的同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开启了土地改革,几年后又开启了“三大改造”。
这让大部分的农民、工人都有了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生乞丐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困扰近代中国的乞丐问题解决了,丐帮帮主,不管是小说中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那种,都不再会出现了。
1、《晚清救助贫民慈善思想刍议》;刘惠敏;《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
2、《历史上真实的丐帮》;潘东;《国学》2012年08期
3、《丐帮与丐——一个社会史的考察》;钟年,张宗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历程及经验追溯》;张凤霞,马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