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做好事反被讹好像已经成了一个话题，让很多好心人望而却步。其实，这样的事儿不光今天有，古代也有，咱来看看古代人是怎么处理的。
清朝道光年间，福建某县有位汉子，大清早去拾牛粪，回家路上，又走狗屎运，拾了一包银子，打开一看，发财了，有50两呢！这汉子前瞻后顾，左盼右望，都无人，汉子心眼一抹，拾金即昧，将银子兜了，一路上做娶媳妇、买私车、购商品房等梦计划不提。
汉子回得家来，将喜讯跟母亲说了，母亲打开封包，果见银子白花花的，但老人家并不喜，对儿子说：这个钱不能要，失主将这么多钱带出门，多是有急用的，在哪里捡的钱，再回哪里去，“亟应守其地还之”，失主一定会回来寻的。
确如母亲所说。汉子早饭没顾上吃，原路赶回，赶到捡钱处，坐在那里等失主，等了大概半晌，失主果然来了。那人形色仓皇，一路上都是勾着头寻寻觅觅的，汉子知道此人就是失主。
也是汉子社会经验不多，没问钱包何状，包里有甚标记物，就问了一句：你丢了钱？那人说是啊是啊，汉子就把钱包还给了失主。
情节发展到这里，本是上头版的主题新闻，好人好事，不是学习雷锋见成效，就是儒学传统不曾丢，却没想到，这事儿主题新闻做不了，做了话题新闻。失主见物归原主，心生惊讶：这社会怎么啦？真的有拾金不昧的好人？是不是碰到傻瓜了？既然有这般傻瓜不要钱，那么还可以从这傻瓜身上再弄一笔钱来。
失主那眼睛鼓了起来，盯着汉子不放松，要以眼光做气势，威压汉子，然后瞪着眼睛说：“尚有五十两，汝应一并还我！”
今夕何夕？这故事发生在300年前的清朝，这场景却历历在目，好像发生在300年后的街头。好心扶起老婆婆，却说是他将老婆婆撞倒的；好人从湖里救起落水女，好人沉湖了，落水人却说：他死了，关我甚事？汉子捡他钱，耽误大早功夫，守候着还他，却被讹上了，这哪里还做得好事？
失主与拾主，口角交战，肢体接触，争得不可开交，恰巧曹谨路过此地。曹谨是谁呢？就是这个县的知县，今天下基层，远远地看到一群人在那围观，就赶过来了，问了所以，一边厢做调解，一边厢打发属下去访汉子母亲。
小半个时辰，属下回来了，向曹谨打了一下耳语，说汉子是他母亲嘱咐，来此地找失主的，也说银子只有50两。曹谨知道这事来龙去脉了：这钱，是汉子所捡的，确是50两；这钱，确是那人所丢的，也确是50两，不是100两。事实很清楚，判起来也不难：表扬一下汉子，叫记者发个稿子；批评一下那人，将其丢失的50两银子还给他，叫他走人。
曹谨却是另外一种判法。他问失主：你丢的真是100两吗？那人忙点头。曹谨于是对汉子说：你把这50两拿回去吧，你捡的不是这兄弟的钱。然后又转身对失主说：兄弟，捡你钱的，一定是另外一人，你在这里等吧，今天等不了等明天，明天等不了等后天，估计会有人给你送来的。
今天来看曹谨如此判决，当然有可议处。银子是汉子捡的，银子也是那人丢的，如此判决，未免是糊涂僧判糊涂案。可是我们不能强求古人，古官判案，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以法判，法是什么就怎么判；以权判，谁有权谁权大，就按权力判；以钱判，谁钱多谁送钱多，就按钱来判。
在这三种判法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是老百姓喜欢的，那就是侠判，以侠士精神来判案子。曹谨判决这失金案，显然不是以法判，只能称为以侠判。
称曹谨办这案办得好，也源自这案子不是大案，不是要案，轻点说，这案子可入法可不入法，可算是道德层面的一桩案子。那汉子与他母亲，若是拾金就昧，不还人了，也没人晓得；汉子与其母亲德高品尚，将钱还给失主，这种精神应该得到尊重，更应该得到保护，不受伤害。而那位失主，将人家好心当驴肝肺，人家给他做好事，他不但不领情，更要讹人家，这种人可以让他黑心得逞吗？
50两银子事小，引发道德的大面积崩溃，那可事情大了。如果法律不给有德者撑腰，反而给失德者张目，那么道德就难救了。
曹谨调理这桩案子，其时围拢了一群人，都在看他怎么判。若判得不公，对有德君子不给保护，那么这群人骂曹谨昏官庸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这群人今后碰到要做道德抉择了，肯定心里打鼓：做什么好事啊？做坏事多划得来。
这群人，不但是闲事的看客，更是道德的围观者，围观，改变道德生态的力量——主流支持有德，围观者就行德；主流支持无德，围观者谁还讲甚德行？大家称快，单留下那位失主怏怏，“拾银者持银竟去，失银者嗒然不能复置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