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诚龙
在历史上，在小说中，经常见到这样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两个人生前争得你死我活，恨不得将对方千刀万剐，但当一方真的去世后，却又非常失落，所谓“相爱相杀”。
在清朝初期，就出现了这样两个人，一个叫叶燮，另一个叫汪琬，都是清初著名的大学者。
（图：叶燮画像）
叶燮是江苏吴江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美誉，父亲叶绍袁是晚明大作家，母亲沈宜修也是晚明最优秀的女诗人，因此，叶燮从小就饱读诗书，于康熙9年高中进士。
不过，叶燮这个人个性耿直，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阿谀之风，没几年就罢官回家，在横山专意教书，时人呼其为横山先生。
叶燮讲学，多“看人下碟”，富贵而冒充风雅者，给的出场费再高，讲课费再厚，他也不愿意上这样的“百家讲坛”：“吾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尔？”
不过，因他名气大，学问高，学校办得倒也生气勃勃，一时，后生俊彦，奔趋门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潜、张玉书等等。
在横山不远处的尧峰山下，另有一人也开办了一所“民办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气当时还在叶燮之上。
（图：汪琬画像）
汪琬也是从官场主动退下来的，而且比叶燮更加耿直，脾气也更急，喜欢骂人，与其持论不一致者，他就跳起来相骂，非得争个耳红脖子粗不可。
当时还有个大名人叫于成龙，曾经讽刺汪琬，说他有一次登泰山，突然内急，却忍住不拉，非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于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秽也”。把汪琬气个半死，非要去找于成龙吵一架。
碰上这样的主儿，自然有好戏看。
其实，叶燮与汪琬早就是好朋友，有一年，朝廷要开科举，叶燮对汪琬说，我们两个去考，非高中不可，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呢？汪琬说，咱们都不去吧。叶燮信以为真，真的没去考，但没想到这个汪琬，用这法子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
曾有这样的过节，现在又一山二虎，两人有“生源之争”，还不闹得个不亦乐乎？汪琬收了数百学生，学校里书声琅琅，叶燮那里也是“远近从学者亦负笈踵来，馆为之满”。
其实，此时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倒不是特别计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见不同，持论不一，于是两人就互相攻讦，还发动学生各自组织阵营，大打笔仗，横山与尧峰，双峰对峙，各自拉了队伍扔板砖，那景致格外壮观。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汪琬与叶燮，各有所长，论搞文学创作，叶不如汪；论搞文艺理论，汪不如叶。两人“骂架”，当然属于搞理论的事了，所以，这种论争，叶燮占了上风，还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来，逐字逐句“捉虫子”，从错别字到病句，从知识引用到逻辑推理，从文章做法到立论根据，一一批驳，全方位挑刺，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个“文学批评概论”，专门形成了一本书，叫做《汪文指谬》，出其大丑。
汪叶这两个文坛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论争，在大清一代，热闹有余，瘴气也有余，除了各自指陈知识性硬伤之外，其他方面更多的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甚而在某些方面，两人的观点本来一致，但为了不屑与对方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类同于今天的“奇葩说”。
当然，两人在论争中也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叶燮，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一种治学成果。
但是，汪琬死后，叶燮却把那些《汪文指谬》收拢来，一把火给烧了。弟子甚是不解，叶燮说：“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非为汪氏学竟谬戾于圣人也。今汪殁，吾少一诤友矣。”
叶燮怨怪汪氏多出于意气，其实也是自责的，他并不把汪琬当成诋毁自己人格的对手，而是把他当作砥砺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轻，是个老毛病了，许多文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冲突，也不是其“学谬戾于圣人”，只是见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气太盛，互相谩骂，到死都不相往来，一见其死，或者遭难，就欢欣雀跃，幸灾乐祸。汪叶之争，不能说他俩没染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他俩还没至于文人相敌。
叶燮焚书，谈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标，却也没触及文人的人格底线，不是文人的好榜样，却也是文人中好样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