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是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列强势力的一次再洗牌，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角逐也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帝国自身也在继任不久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治下开始了外交政策的大转变，放弃传统的亲英路线，转而寻求德国的支持；而德国自身出于外交战略转变的考量，也将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作为其“世界政策”的重点渗透的。起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抵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就是应时运而生的产物。通过铁路的修筑，双方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奥斯曼宫廷中也出现一批亲德派官员。一战爆发后，也正是他们将帝国拉入同盟国阵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最终瓦解。
哈米德二世
近东危机：奥斯曼帝国强势镇压起义掀起一阵波澜
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建立以来，前期一直处于急剧扩张之中。到17世纪，已成为地跨欧、亚、非，领土面积55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快速的扩张使得奥斯曼上层官僚与新扩张地区原住民间民族、宗教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帝国中后期，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内部滋生的主要问题。奥斯曼帝国西北边陲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自十五世纪末归属奥斯曼帝国以来，始终为上述问题困扰，存在巨大的离心倾向。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变化
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即是由两省基督徒农民先后爆发的反土民族起义引发的。虽然叛乱很快被扑灭，但就奥斯曼帝国的一贯传统而言，对起义者的残酷报复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不仅可以恐吓当地人民，也可以借此恐吓帝国统治之下的其他民族。在残酷的站压下，六十多个村庄被焚毁，一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哈米德二世还为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授予高级勋章。
大国趁机干预奥斯曼局势，哈米德二世寄希望于英国
但大国各自心怀鬼胎，奥斯曼帝国违反近代伦理规则的杀戮行径正好给了他们干涉的借口。屠杀激起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愤怒与恐慌，而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更是出于对斯拉夫兄弟的同情对土宣战。危机之中，哈米德二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英国。
克里米亚战争，70万俄军对抗百万大军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续命”的最后一根外部稻草。英国此前维系对土关系有其现实考量：它需要奥斯曼帝国作为抵抗俄国或者其它列强向东地中海和由陆上向印度扩张的屏障。1869年英控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这种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也正为此，英国一直热衷于“当老师”，希望促成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外部重要因素，在某些紧急时刻甚至不惜以武力支持奥斯曼帝国抵抗外国的侵略，如十九世纪中期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种态度的最好体现。
苏伊士运河
英国自身实力下降，且其国内出现反对支持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
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在新一轮全球扩张中英国逐渐落后，无力维持在近东总体上的主导地位，加之随着在埃及统治的巩固和控制了苏伊士运河，黑海海峡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英国不愿再像以往那样在近东地区投入大量精力。此外，英国的议会制也成为影响其政策延续性的最大阻碍。在当时，以首相迪斯累利为首的鹰派（亲土派）和以外交大臣德比勋爵为首的鸽派在英国对外一系列政策上均发生激烈争执，如若鸽派当道，无疑是哈米德二世不愿看到的。
英国鹰派代表首相迪斯雷利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于1876年九月出版了一本名为《恐慌中的保加利亚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强烈地谴责了那些盲目支持奥斯曼帝国的英国人，正是他们的纵容为“土耳其军官在保加利亚的烧杀抢掠开了绿灯"。他一并呼吁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道，为消灭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势力而奋斗”。虽然时任首相的迪斯雷利一直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但当年晚些时候，来自美国领事凯斯勒与英国驻奥斯曼使馆成员巴林发表的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了屠杀的真实性，英国国内一片哗然，议会中的反对派更要求政府对一直以来的亲土政策做出反省。一时间，以迪斯累利为首的传统的亲土派销声匿迹，而坚持对土中立立场、谴责屠杀行径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一派占据了上风。
保加利亚地理位置
哈米德二世过度信任英国，导致他直接拒绝了《柏林备忘录》
就在这时，由俄国、奥匈牵头、针对土耳其镇压行径的《柏林备忘录》出台了。该备忘录要求奥斯曼帝国对起义民众做出让步，并在黑、波两省行宗教、税收改革；建议冲突双方停火两个月谈判，如果停火期满双方未达成一致，欧洲大国将采取措施干涉。由于误认为得到英国的支持，哈米德二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个备忘录。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欧洲大国上演“黑色幽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沦为“羔羊”
然而英国此时的对土政策已然发生了转变。随着土俄城下之盟——《圣斯蒂法诺条约》的签订，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利益丧失殆尽。1878年，在德国宰相俾斯麦的主持下，冲突各方于柏林召开会议，商讨《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善后问题。此次会议上英国与其他大国一道，为奥斯曼帝国上演了一出精心编排的黑色幽默剧。6月28日进行的讨论波黑问题的会议上，奥匈帝国代表安德拉西首先对波黑两省人民的苦难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接着心领神会的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则提议，土耳其应该把“明智”地把这两个“问题地区"交给奥匈去占领和管理；然后会议主持人俾斯麦附议，认为由奥匈来承担起恢复当地秩序的任务“再合适不过”；最后奥匈代表安德拉西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奥匈拥护欧洲的观点”。随后面对土耳其代表的质疑，英国代表迪斯累利宣称，其不合作态度把英国置于无法捍卫奥斯曼土耳其的地位。
俾斯麦
英国“背叛”奥斯曼土耳其后，哈米德二世急需寻找强硬后盾
对于各大国而言，柏林会议无疑是成功的，但对刚继任不久的哈米德二世和他治下的土耳其而言，该条约实则为一场灾难。除了大片领土的丧失外，这位年轻皇帝还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作为帝国长期盟友和合作者的英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80年，当一向对土耳其没有好感的格莱德斯通成为英国首相后，英土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增大。自帕麦斯顿，坎宁和迪士累利以来双方一直保持的友好关系开始变得冷淡。在如狼似虎的欧洲列强的环伺下，帝国已陷入朝不保夕的危局。为此，哈米德二世急需找到一个“欧洲代理人”与自己一道打赢这场工业革命时代与欧洲展开的“全面战争”，新近处于急剧上升中的德意志帝国进入了他的视野。可以说，没有19世纪中晚期英土关系的破裂，就没有随后德土关系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