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名士王闿运晚年时，回忆辛酉政变，曾写下一首诗《独行谣》：
“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谁兴同道章？翻怪垂帘疏。不能召亲贤，自刎据天图。戮之费一纸，曾不惊殿庐。祺祥改同治，御坐屏波离。”
王闿运这首诗写得比较晦涩，如果对当时历史背景不了解，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事实上，这首诗是在分析为何晚清政坛会走上太后垂帘听政的道路，而“谁兴同道章，翻怪垂帘疏”一句，则表明了王闿运本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王闿运曾在辛酉政变主角之一的肃顺门下当过幕僚，作为“肃门六子”之一，王闿运的爆料，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诗中说的“同道章”，指的是咸丰皇帝第一方印章“同道堂印”。
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比较喜欢文雅，经常用某堂来给自己住处命名。比如乾隆的五代五福五德堂，嘉庆的继德堂，道光的慎德堂等。因为是日常起居之所，所以皇帝们也会以此名刻上一方印章，作为自己的私章使用。而咸丰皇帝的这枚印章，则叫做同道堂。
按照清代祖制，皇帝若冲龄登基，必须制定顾命大臣。咸丰临终前，皇子载淳只有6岁，因此咸丰指定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确立了载淳成年之前以顾命大臣辅佐的体制。
但与此同时，咸丰还特别赐给皇后和皇子两枚印章。给皇后也就是后来慈安太后的印，为“御赏”，交给载淳的，则是这枚“同道堂”，而因皇子年幼，这枚同道堂印交由他的母亲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保管。
咸丰给她们留下的这两方印章，不是单纯为了留作纪念，而是有政治上的用途的。吴相湘先生曾在故宫浏览同治登基之后一段时间里的谕折，发现均是以御赏印首，同道堂印讫。
也就是说，所有军机处发下的谕折，均需要呈两宫太后阅览，然后两人分别钤印，谕折方可生效。这样一来，虽说咸丰遗诏让顾命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但实际赋予他们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从理论上而言，顾命大臣只具有拟旨权，而谕旨能否最终发生效力，还得两位太后说了算。
后人论及辛酉政变，政局在一夜之间由顾命而变为垂帘时，总说是因为以董元醇为代表的一众大臣上奏疏请垂帘的缘故。而王闿运则在诗中问道，“谁兴同道章？”
御赏和同道堂印，是咸丰亲自赐给慈安和慈禧太后的，在这种安排下，同治初的体制已经是垂帘顾命兼而有之。若无这两枚印章，就是下面的大臣上一百道奏折申请垂帘，也起不到什么效果。所以说，让大清走上垂帘听政的体制，并最终因此走向灭亡，就是咸丰本人的锅，推不了给别人。
咸丰皇帝临终前最为悔恨的，应该就是自己死得太早，没能留下一个成年的继承人。要为一个幼帝安排身后大事，最难做的，就是权力平衡。
咸丰虽然信任顾命八大臣，但又没有信任到完全把江山托付给他们的地步，加之咸丰认为同治登基后，两宫太后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赐给她们这两枚印章，作为制衡顾命大臣的武器。
然而，要玩这种两方均势的游戏，关键在于上面还得有一个强主，才能保持天平的平衡。但咸丰去世后，年幼的皇帝发挥不了这种稳定器的作用，结果只能是一边倒，最终是两宫太后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夺取了政权。
而王闿运所谓“不能召亲贤，自刎据天图”，则是暗讽咸丰不肯信任恭亲王，将他排除出了权力中枢。若能引入恭亲王这一股势力，形成太后、亲王、顾命大臣三足鼎立的局面，或许更有利于权力制衡，等同治成年后顺利完成权力交割，避免大清走上垂帘听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