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起源于隋唐时期。与此前的察举制或九品官人法等相比，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靠血缘关系垄断朝廷高层的弊病，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一种能激发社会活力的、进步的制度。
同时，科举制度也能为国家网罗更多的人才，所以唐太宗当年城楼上看着士子们都来参加科举，高兴地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然而，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方面想让天下人才为己所用，但又要禁锢士子们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后来科举制度不断演变，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八股文”这类文体。
在八股文的限制下，天下学子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讲求形式，不务实学，科举考试渐渐成为了统治阶层压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这样一来，道光的确减负了，不用再为看不完奏折而发愁。
曹振镛本是庸臣，由他来操持国政，已经把满朝文武压制得鸦雀无声。而更可怕的是，道光还让曹振镛管科举。曹振镛在这里，也用同样的方法，对考生试卷吹毛求疵，注重形式。结果本已被八股文紧紧桎梏的科举制度，被曹振镛又加上了一道枷锁。
仅在道光一朝，曹振镛就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是清朝历史上主持会试次数最多的大臣之一，这就让庸臣具有了自我复制的功能。
所谓功令，就是规矩。史书对曹振镛的批评比较委婉，说他选拔人才很遵守规则。但遵守的是什么规则呢？曹振镛评判试卷还是和评判奏折一样，遵守他自己创造的规则。不管考生的才华多么渊博，学识多么深厚，只要在试卷上犯一点点书写上的错误，那就基本宣告与金榜无缘了。
《清稗类钞》考试类中，有清朝“朝考殿试重楷法”一条：
“朝廷重视翰林，而取之之道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计也。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考用白摺，阅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而不问，一字之破体，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此之流毒，实道光时大学士曹振镛种之。
振镛在枢府，宣宗以阅疏太烦为苦，振镛教以挑剔小过误字加之严谴，则臣庶震慑，封事自稀，可不劳而治。宣宗纳之。其后廷试亦专剔误字，不复衡文。桎梏天下之人才，纳诸无用之地，振镛之罪也。”
更为滑稽的是，这种形式主义的风气，还不仅仅限于殿试朝考，就连太医院考医士，也是用八股试帖来选拔，楷书写得好的便能入选。
时人讽刺道：“太医院开方，但须字迹端好，虽药不对证，无妨也。”士子们汲汲营营的进身之阶，全赖一手小楷。选拔人才如此儿戏，那些选出来的大多数官员，又哪里有什么治国能力可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