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的朝廷中,有忠臣,有奸臣,有权臣,有诤臣,还有谀臣。所谓谀臣,顾名思义,就是拍马屁功夫很厉害,靠阿谀奉承爬上高位的臣子。
在我国历史上,从来都不乏谀臣的踪迹,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这类臣子的身影。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和我们古代鼓励说好话的文化氛围有关。孔子说,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对那些尊长的人,不能说他们的坏话,那就只能说好话。偏偏现实很残酷,好话又很动听,古时候的很多君主,便沉沦在了这些谄谀之辞中。
当然,我们说的谀臣不一定是奸臣,他们个人能造成的危害可能有限。但如果君主宠信谀臣,会给其他人造成很坏的示范效应,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很快就会被阿谀奉承之人占据朝堂。所以一个君主对待谄媚逢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朝官员的能力和素质。
康熙算是清朝能力最强的皇帝之一,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不喜谄媚逢迎。在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们非常尊崇中华民族的二帝三王,也就是对黄帝、炎帝,以及夏禹、商汤、周文王非常崇拜,认为他们是仁君圣主。
有一次,有个叫傅达礼的大学士给康熙进呈经筵讲章,里面有夸奖康熙“嫓美三王,跻隆二帝”的颂词。康熙觉得,讲章里褒扬皇帝虽然是定例,但说自己的功德超过古代的二帝三王,实在是太过夸张,说“二帝三王,岂朕所能迈且过哉?”于是批评了写颂词的官员,让他们修改后再进呈。那一年康熙才刚过20岁。
比如雍正登基之初,有一年黄河水突然变清,有个叫邹汝鲁的官员给雍正上奏,说新君即位,“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因为大清出现了雍正这样的明君,所以上天才降下了吉兆。
要是换了别人,听了这话可能大为受用,但雍正一听就火了。你说上天因为我圣明才有这样的吉兆,难道我爹康熙就不圣明了?为了杀鸡儆猴,雍正最初判了这位拍马屁的官员绞立决,后来格外开恩,让他去河工效力赎罪。
这件事也不是孤例,雍正在位期间,如果看到阿谀奉承的奏折,都会直接在上面朱批斥责,可谓是清朝最反感下属谄媚的君主。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乾隆晚年时,安徽巡抚朱珪上奏吹捧乾隆的经学功底,说什么“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把乾隆捧成了千年难遇的经学大家。乾隆表面上说这些赞扬有点太过了,但其实心里很受用,还表扬和赏赐了朱珪。
到后来,乾隆更是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还让人总结他一生的十大功绩,自封为“十全老人”,其洋洋自得之意,溢于言表。也正因乾隆有这样的喜好,给了谀臣们很大的生存空间,所以在乾隆朝出现和珅这样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