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日下午，和几个同道学人驱车来到江门市新会区，拜谒梁启超先生故居。疫情防控期间，路上车辆稀少，道路很是畅通，行驶个把小时便到了。只见偌大的鱼池边，有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建筑，由正厅、便厅、饭厅和耳房组成，怡堂书室是先生少年读书的地方。院子中央矗立着先生铜像，一手紧握书卷， 一手叉着腰，目光里透着坚毅，注视远方，形象地表现出忧国忧民、不断探索的神情。先生就是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然后走向远方，成为一代思想大师。
梁启超（公元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七岁中举人，有神童美誉。长大后广闻博见，勤奋治学，著述一千四百多万字，留有《饮冰室合集》。梁任公不仅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法学大家，对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对法的概念、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我国法制史的基础，对近代中国法学和法制建设有开创性贡献。
现在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对梁启超的认识还停留在戊戌变法上，知道他和康有为一起组织领导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动历史进步。殊不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东瀛十多年，学习吸收许多先进的理论，思想认识有了飞跃。辛亥革命后又去欧洲考察一年多，继续探索，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对改革我国法律文化和制度有了更深刻的阐述。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戊戌变法（1898年）以前，主张“中法为本、西法为用”。早年，梁任公追随康有为在政治上鼓吹君主立宪，法律上运用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阐述变法的必要性。他说“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认为传统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不可能将国家引向文明富强，“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追，非可阙制。”他坚信只有及时变法，才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刻阐述法律改革的必要性。他强调不仅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坚船利炮，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维护君主统治下进行改革，限制君主的权力，维护传统法律文化的主体地位，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加以改造完善。从这点上看，比洋务派有很大进步。
第二阶段为变法失败（1898年）后到欧洲考察前（1917年），主张“西法为主、中法为用”。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十多年，在日、美等国阅读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书籍，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为之一变，与前者若出两人”，对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高度评价。他认为“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欲步入文明国家以摆脱衰弱境地，必效仿西方，推行法治主义，建设法治国家。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这一时期，他主张以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为范本，力图改造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建立法治国家铺平道路。对法理问题研究，基本上按西方学者的思路展开，赞同采纳他们的基本观点，但梁任公注重立足国情，提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观点，如注重道德的教化作用，人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合理限制等。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回到国内，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当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在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等。从身体力行上，支持民国政府，拥护民主政治。而他的老师康有为还在抱残守缺，处于君主立宪认识阶段，显然落伍了。
第三阶段为欧洲考察后，主张“回归传统、化合中西。”1917年，梁任公离开了屡屡受挫、备感失望的政界，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前往欧陆考察一年多。面对一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亲身体验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许多弊端，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存在顽疾，不能克服，如市场失灵、金钱崇拜、个人至上、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不注重道德建设等，对以前的观点产生怀疑，重新审视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权利之为物，其本质含有无限的膨胀性，从无自认为满足之一日。”个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乃至社会组织中最简单最密切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他强调：“置社会组织于此观念之上而能久安，未之前闻。”遂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能盲目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否则，“如邯郸学步，新未成而故已失。”在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后，梁任公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认识，多了一份沉着冷静，少了一份盲从执着；多了一份客观与体验，少了一份臆测与空泛，更加理性，也更加客观。他认为中西文明各有所长，“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单纯的“醉心西法”，或者“恪守祖宗成法”，都不是明智选择。主张“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他指出：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法律制度，“万不能将其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许多优秀成分，必须吸收借鉴。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得知他的真相。至此，梁任公的思想经过螺旋式上升，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中西政治法律制度的认识进入成熟理性阶段。也有学者认为落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带有深厚的守旧色彩。笔者以为，梁任公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一生都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不断思考，不断进取，与时俱进，他的思想观点不会倒退，不会再回到变法以前的时期。也许，他对化合中西政治法律文化的论述不具体，不精准，但基本思路是对的，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近年来，随着对梁启超先生的深入研究，重新审视他的思想，尤其是对晚年的政治法律思想。学界也召开一些研讨会，发表一批学术论文，俞荣根、王杨、范忠信、彭敏、沈大明、李义发等学者对梁启超法律思想的演变进行深度探讨，充分肯定其价值，使我们对梁任公有更准确深刻的认识。现在普遍尊称其为我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代大师。国家也重视梁任公的价值，北京、天津也修缮其故居，对外开放，以纪念梁启超先生的历史功绩。
作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