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使者贡道必经的玉田县(今河北省境内)一带，耸立着一棵谜样的枯树，所以，当地被称为“枯树站”。
此树虽名为枯树，却又不是如此，至少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朝鲜大臣闵镇远(1664—1736)亲自走近树旁，眼前是绿叶成荫的光景。附近的住民相信，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这棵大树立即凋谢枯去，成为“枯树”。倘若有一天，它重新开枝散叶，枝叶繁茂，则“真人当出，而真人出则当定鼎于此地”。意思是说，真命天子即将出世，而他将会在此建立霸业，一统天下。
闵镇远回忆从汉城出发后的所见所闻，不由得同意谣言，认为如果有一天，枯树布满绿意，真人就会出世，清朝就会危在旦夕。
1637年，清军兵临朝鲜，朝鲜国王仁祖尽管在南汉山城奋力抵抗，最终仍不敌城外的重重铁骑，出城投降。按照大清的规定，朝鲜此后不得再使用大明年号，并与大明断绝一切关系，甚至需派兵援助大清，侵略大明。1637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年份，宋应星正赞叹着这个“圣明极盛之世”，朝鲜使者郑斗源也认为大明“天子雄武，纪律严肃，兵精马健，将相得人”。从后见之明看来，两人堪称明朝末期的“乐观派”；事实上不消几年，大清朝廷入主中原，取明代之，成为中华之主。朝鲜尽管有再多的不甘，仍必须接受政治现实的安排，明朝已然逝去，大清成为新的宗主国。
朝鲜太祖李成桂
1644年，岁在甲申，从当时大明读书人的立场看来，这真是一场悲剧性的国变。皇帝殉国，蛮横无理的“流贼”与被视为野蛮人的“胡虏”，相继入主紫禁城，天下已不复大明所有。对于那些忠于大明朝廷的人而言，这真是“天崩地裂”的变局，世界在一夕之间改头换面，顿时应验孔子的左衽之忧。满洲人不仅衣着与明朝有别，发式也一改旧俗，颁布“剃发令”，俗谚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正是由此而来。
“剃发令”
剃发令在中国尤其是南方激起大规模民愤，今人或许难以理解何以至此，但稍一假设一群外国人主宰本国上下，宣布禁食令，规定各行各业的衣着和发式，即可知道人民愤起的原因并非怀念旧朝，而是深惧那改变既有生活形态的新国。因此，从辽东到北京，从北京到广东、云南、贵州，当地百姓或因为官方组织的抵抗，或为了保卫乡里不受侵犯，或为了坚守社会价值，以性命为代价，与清军鏖战，保留尊严。这是战火下残酷的真实，也是易代之际令人不忍直视的故事。
朝鲜得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鼎已革，是一个多月后的事情。朝鲜朝廷收到清廷来函，申明已掌控中国，并简要地交代了事件始末。朝鲜君臣的反应并不比大明读书人小，根据记载，尽管两国断绝音信已久，但一听到此消息，“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所有人哭成一团，惶然失措，这同样是令朝鲜人感到阴暗悔恨的一日。
朝鲜所绘中国地图
朝鲜人是怎么看待清朝的呢？尤其是延续外交惯例，向“中国”派出的使节团，如何在新的时代审视中国，也端详自己的样貌？闵镇远走近枯木的瞬间，或许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印象，他正等待着真人问世，推翻清朝。那么明朝呢？处于清朝时空的朝鲜人，是怎么想着明朝的？赵宪、许篈、金堉等人夹杂着憧憬、朝圣、鄙视、失望的大明，在灭亡之后又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凡此皆是本章意欲申述的故事。以下，我们将重历清代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特别关注他们对于明朝的情感、对清朝的描述，以理解枯木开枝繁茂的深意。
从“朝天”到“燕行”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1637年，朝鲜臣服大清，与大明断交，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1607—169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1683—1746)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1。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大明衣冠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烦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㴭(1622—1658)，书状官是成以性(1599—1664)。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
顺治十三年(1656)，李㴭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㴭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根据李㴭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李㴭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
朝鲜正祖 李祘
朝鲜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鲜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祸乱中国，导致中国大陆由文明转为野蛮，中华服饰的制度全都消失，国人成为野蛮人的样子。朝鲜正祖的话听来大义凛然，痛斥中原陆沉，这是朝鲜士人的共识，明代服饰象征更高阶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这已成为朝鲜独有的文化特权。
不过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鲜使节。朝鲜贡使发现，北京城内那些在戏台上登场的各色人物，当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许穿着旧衣冠。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在北京听戏时，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装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叹:“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李德懋认为汉官威仪都在戏子身上，未来若有人推翻清朝，必定在此重寻中华法度。他感叹高高在上的中华制度，居然匿踪于读书人看不起的戏班身上，着实可悲可叹。徐浩修(1736—1799)的意见与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满洲衣冠，而独剧演犹存华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朝灭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关注大明衣冠，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的依据，服饰的魅力与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