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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枯树绿叶成荫,是朝鲜期待清朝灭亡的隐喻

在朝鲜使者贡道必经的玉田县(今河北省境内)一带,耸立着一棵谜样的枯树,所以,当地被称为“枯树站”。

此树虽名为枯树,却又不是如此,至少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朝鲜大臣闵镇远(1664—1736)亲自走近树旁,眼前是绿叶成荫的光景。附近的住民相信,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这棵大树立即凋谢枯去,成为“枯树”。倘若有一天,它重新开枝散叶,枝叶繁茂,则“真人当出,而真人出则当定鼎于此地”。意思是说,真命天子即将出世,而他将会在此建立霸业,一统天下。

闵镇远回忆从汉城出发后的所见所闻,不由得同意谣言,认为如果有一天,枯树布满绿意,真人就会出世,清朝就会危在旦夕。

1637年,清军兵临朝鲜,朝鲜国王仁祖尽管在南汉山城奋力抵抗,最终仍不敌城外的重重铁骑,出城投降。按照大清的规定,朝鲜此后不得再使用大明年号,并与大明断绝一切关系,甚至需派兵援助大清,侵略大明。1637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年份,宋应星正赞叹着这个“圣明极盛之世”,朝鲜使者郑斗源也认为大明“天子雄武,纪律严肃,兵精马健,将相得人”。从后见之明看来,两人堪称明朝末期的“乐观派”;事实上不消几年,大清朝廷入主中原,取明代之,成为中华之主。朝鲜尽管有再多的不甘,仍必须接受政治现实的安排,明朝已然逝去,大清成为新的宗主国。

朝鲜太祖李成桂

1644年,岁在甲申,从当时大明读书人的立场看来,这真是一场悲剧性的国变。皇帝殉国,蛮横无理的“流贼”与被视为野蛮人的“胡虏”,相继入主紫禁城,天下已不复大明所有。对于那些忠于大明朝廷的人而言,这真是“天崩地裂”的变局,世界在一夕之间改头换面,顿时应验孔子的左衽之忧。满洲人不仅衣着与明朝有别,发式也一改旧俗,颁布“剃发令”,俗谚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正是由此而来。

“剃发令”

剃发令在中国尤其是南方激起大规模民愤,今人或许难以理解何以至此,但稍一假设一群外国人主宰本国上下,宣布禁食令,规定各行各业的衣着和发式,即可知道人民愤起的原因并非怀念旧朝,而是深惧那改变既有生活形态的新国。因此,从辽东到北京,从北京到广东、云南、贵州,当地百姓或因为官方组织的抵抗,或为了保卫乡里不受侵犯,或为了坚守社会价值,以性命为代价,与清军鏖战,保留尊严。这是战火下残酷的真实,也是易代之际令人不忍直视的故事。

朝鲜得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鼎已革,是一个多月后的事情。朝鲜朝廷收到清廷来函,申明已掌控中国,并简要地交代了事件始末。朝鲜君臣的反应并不比大明读书人小,根据记载,尽管两国断绝音信已久,但一听到此消息,“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所有人哭成一团,惶然失措,这同样是令朝鲜人感到阴暗悔恨的一日。

朝鲜所绘中国地图

朝鲜人是怎么看待清朝的呢?尤其是延续外交惯例,向“中国”派出的使节团,如何在新的时代审视中国,也端详自己的样貌?闵镇远走近枯木的瞬间,或许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印象,他正等待着真人问世,推翻清朝。那么明朝呢?处于清朝时空的朝鲜人,是怎么想着明朝的?赵宪、许篈、金堉等人夹杂着憧憬、朝圣、鄙视、失望的大明,在灭亡之后又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凡此皆是本章意欲申述的故事。以下,我们将重历清代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特别关注他们对于明朝的情感、对清朝的描述,以理解枯木开枝繁茂的深意。

从“朝天”到“燕行”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1637年,朝鲜臣服大清,与大明断交,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1607—169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1683—1746)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1。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大明衣冠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烦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㴭(1622—1658),书状官是成以性(1599—1664)。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

顺治十三年(1656),李㴭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㴭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根据李㴭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李㴭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

朝鲜正祖 李祘

朝鲜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鲜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祸乱中国,导致中国大陆由文明转为野蛮,中华服饰的制度全都消失,国人成为野蛮人的样子。朝鲜正祖的话听来大义凛然,痛斥中原陆沉,这是朝鲜士人的共识,明代服饰象征更高阶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这已成为朝鲜独有的文化特权。

不过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鲜使节。朝鲜贡使发现,北京城内那些在戏台上登场的各色人物,当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许穿着旧衣冠。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在北京听戏时,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装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叹:“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李德懋认为汉官威仪都在戏子身上,未来若有人推翻清朝,必定在此重寻中华法度。他感叹高高在上的中华制度,居然匿踪于读书人看不起的戏班身上,着实可悲可叹。徐浩修(1736—1799)的意见与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满洲衣冠,而独剧演犹存华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朝灭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关注大明衣冠,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的依据,服饰的魅力与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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