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摆在古代王朝君主面前的，一个事关政治局势稳定的重要课题。在生产力低下，国民经济主要靠农耕维持的社会中，人口数量的多少，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充沛与否，也就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所以自周朝开始，鼓励生育，甚至把人口政策作为国家头等大事，就是一个惯例了。
不过任何时代都有穷人，而最穷的那些人，因为资产不够，本来是没有生儿育女的机会的。他们娶不起媳妇，也就留不下后代。但这样的无奈却被转嫁给了统治者，所以表面上为了让这些人安居乐业——其实是提高人口和生产力水平，政府对于民间的买卖婚姻，一直处于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在这些买卖婚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典妻”了。它给娶不上老婆的穷人，提供了一个延续香火的可能性。
正如前文所说，人口问题十分重要，当本国国民的人口数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时，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分为以下几种。很多君主喜欢用引进外来人口的方式，补充本国人口的不足，西晋的皇帝就是这么做的。
西晋建立以后，为了挣脱权柄，皇室内部开始进行明争暗斗，这样的争夺发展到后来，已经成为了带领兵将互相攻伐的战争了。战争自然就要死人，经过漫长的“八王之乱”后，西晋的人口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国家经济也开始亮起红灯。
为了及时挽救自身的统治，西晋皇帝想出——引进外族人口，来补充皇室争权中死去的国民数量。于是很多当时的外族如鲜卑，匈奴等族人，举族迁入中原，成了西晋的国民。
不过当时的这些外族人，身份和中原人相比更低，随着外族人口持续增多，达到了超过半数的时候，他们心中对于不平等待遇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屠杀中原人，并把西晋皇帝赶到了南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
后世的君主汲取了教训，他们并不敢再尝试引进大批的外族迁入，而是采取少而精的方式，在不改变人口基本构成的基础上，引入外来人口。在民间，从事这种生意的人不少，这就是人口买卖的雏形。
不过政府规定，人口买卖的对象只包括非本国人口，如果买卖本国人，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这种贩卖本国妇女和儿童的人，被称为“拐子”。他们被官府抓住以后，通常难逃一死，甚至在一些朝代，还要被施以千刀万剐之刑。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有一种人口买卖的行为，就是政府默许，甚至是参与其中的，那就是“典妻”制度。所谓的“典”，出自典当一词，也就是用自己的物品，押在当铺以换取金钱，解决燃眉之急的意思。
不过典当的对象，通常是没有生命的死物，而典妻则是把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以换取金钱。既然涉及到金钱，那么也算人口买卖：女子的丈夫把妻子“租借”给别人，以换取财富；而本来娶不起媳妇的穷人，用钱买了一位女子几年的“生育权”，开始为自己生儿育女作准备。
清代规定，如果夫家因为家贫，无以为继，则找到相关担保，在政府备案以后，可以与愿意出钱迎娶其妻子的家庭，达成协议。一般双方会拟定一个合同，关于“典妻”的时效，金额的数量，女子本身是否具有生育能力以及年龄等，需要严格的写明。
如双方达成协议，那么此女就成为出钱人的妻子，在合同生效期内，不得回家探望，不得与原夫同床等等，都有详细而具体的条款。而这种女子的买卖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女子娘家不得产生异议。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作法是它乐见其成的——既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又满足了双方收入，和生育的需要，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从丈夫的角度来说，他得到了一笔钱，可以用这些钱更好的改善生活，养育子女；同样“买妻”之人也因为有了妻子，生出了繁衍后代的希望。
看起来是“多赢”的结局，可是对于当事人的女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情又残酷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女子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看待，而是成为了带有生育价值的“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旧社会，女子的人格往往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牺牲品。
这样践踏人性的制度，带有很强的封建历史特征，也注定了不可能被新社会所接受。在清政府被推翻以后，民国的女性迎来了更为宽松且平等的生存环境，典妻制度渐渐势微。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女性的地位，终于提高到和男性并列，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存在。
正如其他旧社会残留被清除一样，典妻制度的消亡是必然的，因为在新时代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了藏污纳垢的空间。女性地位的崛起，以及新的婚姻制度的产生，让女子不再是婚姻中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可以和男子平起平坐的独立人格。
在现代人看来，“典妻”制度听起来或许有些骇人听闻，但其实这项制度的消亡，也不过短短百年，离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现在看来有悖伦理道德的作法，在不远的曾经，是很多女子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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